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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养晦只是一种手段奋发其威才是目的（第1页）

第九章养晦只是一种手段，奋发其威才是目的

韬光养晦只是一种手段，他的真正目的在于时机来临时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做到有所作为，建立自己的显著的功业。这要求在羽翼未丰时切不可轻动，而当时机来临是则要勇敢果断，变被动为主动，一招致敌。

韬光养晦，变被动为主动

韬光养晦只是一种手段，他的真正目的在于时机来临时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做到有所作为，建立自己的显著的功业。请看下边温峤的例子。

温峤，字太真，以有识有胆、博学能文、风仪秀整、善于言谈见称于世。曾先后做过司隶都官从事、司徒东阁祭酒。司马睿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称帝，建立东晋王朝。温峤被任命为散骑侍郎，后改任骠骑将军长史，升迁至太子中庶子。

公元322年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晋明帝。温峤起初拜侍中，后来转任中书令，很受皇帝器重，参与朝廷的机密大事，起草诏书命令，皇帝对他十分信任。当时掌握全国军事大权的大将军王敦，正图谋叛乱。温峤忠心为皇室效力，所以为王敦所忌恨。王敦便故意请求朝廷把温峤调去给他当左司马，以便直接控制。

温峤调到王敦那儿任左司马，见王敦对朝廷的政令漫不经心，曾进行多方劝说，但王敦根本置之不理。温峤逐渐觉察到王敦已有反心，并且难以醒悟，于是改变了态度，采取了新的策略，不再规劝王敦，转而对他毕恭毕敬，特别巴结，在处理一些事务上积极为他出谋划策，甚至曲意迎合他，满足王敦的私欲，王敦渐渐地对他产生了好感。

为了进一步取得王敦的信任，温峤采取了结交王敦亲信的策略。他看到钱风是王敦的心腹，便有意结交钱风，两人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温峤是当时的名士，一向有善于知人的盛誉，凡是得到他的好评的人，声誉就高。于是，为了取得钱凤的信任，他故意常常称赞钱凤了不起，说钱凤腹有经纶，胸有韬略!到处替他宣扬。钱凤听说后，非常高兴，真的以为王敦看中了自己，便把温峤当做最知心的好友。

公元324年（晋明帝太宁二年），丹杨尹出缺。丹杨尹是东晋首都的最高长官，温峤很想借出任丹杨尹的机会，回到京师，摆脱王敦的控制，设法制止他的叛乱。然而，根据当时的情况，他不能直接请求，只能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对王敦说：“京师是要害之处，应该有个文武全才的人去担任丹杨尹，最好您亲自挑选一个适合、可靠的人。如果让朝廷选派，恐怕未必恰当。”王敦觉得温峤说得很对，正符合图谋叛乱的意图，便问温峤：“那么，请你帮我推荐一个合适的人吧。”温峤不加思索地说：“钱凤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王敦又去征求钱凤对丹杨尹人选的意见，钱凤知道了王敦推荐自己以后，对温峤十分感激，作为回报，钱风推荐温峤担任丹杨尹。温峤听王敦说钱风推荐他出任丹杨尹，当然是正中下怀，但表面上再三推辞难以独当一面，说自己不能胜任，宁愿在王敦身边听从指教。温峤越是推辞，王敦就越觉得他对自己忠诚，越要一定让他去。于是王敦上表，让皇帝委派温峤为丹杨尹，其目的是要温娇凭着自己的才干来监视朝廷和分析朝廷各方面的情况。

温峤知道钱凤是个诡计多端而又多疑的人，他知道钱凤现在只是一时被他迷惑住，不久就会醒悟，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在王敦为温峤摆设的饯行宴会上，温峤故意装出兴高采烈

的样子，和大家左一杯，右一杯地喝个没完。然后又装出醉醺醺的样子，走到钱凤那儿敬酒，故意要让钱凤立即喝下。钱凤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刚要端起酒来，温峤就装作发了酒疯，用手把钱凤的头巾一下打落在地，满口吐沫地骂他：“我温太真给你敬酒，你竟敢不干杯!”这在当时是极为不礼貌的行为，钱凤因此而怀恨温峤是可以理解的事。王敦以为温峤真的醉了，急忙前去把他们两人拉开。

不久，温峤向王敦辞行上任，故意泪流满面，显出依依不舍的样子。他辞行后走出大厅，又重新返回，然后才上路。

果然，温峤刚走，钱凤便恍然大悟，赶来告诉王敦说：“温峤曾当过太子中庶子，和当今皇帝关系十分密切，和皇帝的内兄庚亮交情也很深厚，这个人未必靠得住啊!看他近来的

表现，恐怕是个金蝉脱壳之计。”

温峤的计策果然奏效。王敦认为这是钱凤因为昨天喝酒时温峤打落了他的头巾而心怀不满，便诚心诚意地劝他说：“昨天温峤是喝了几杯，喝醉了，他虽然对你有点失礼，但属于酒后失态，你也不能耿耿于怀，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啊!”

温峤脱离虎穴，快马加鞭回到建康，把王敦正在谋反的事全部向晋明帝司马绍作了详细的报告，请皇帝迅速戒备，同时又与皇帝的内兄庚亮一起筹划讨伐王敦的准备工作。

等到王敦兴兵造反，朝廷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已大致就绪，朝廷即委任温峤为中垒将军、持节、都督东安（县名，今属湖南省）北部军事。消息传到了王敦的耳朵里，他勃然大怒，狂喊道：“没想到我竟中了这家伙的奸计!”于是，王敦造反添了一个理由，就是要诛杀皇帝身边的奸臣。他向朝廷上表，列出了一串要诛杀的名单，为首者就是温峤。他甚至还出高价悬赏活捉温峤，恶狠狠地说：捉到后，他要亲自动手割掉温峤的舌头，叫他再要不能摇唇鼓舌地欺骗别人。

不久，王敦之兄王含和钱凤等人率领部队直逼江宁，京师震动，人心恐慌。：温峤急忙把自己的部队调到秦淮河北岸，纵火烧毁了朱雀桥，以挫敌人的锐气，并阻挠他们渡河。

晋明帝司马绍本想率军出朱雀桥攻击叛军，听说朱雀桥被烧毁，十分恼怒。温峤劝他说：“现在守卫京城的部队很少，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向各地征调的部队还未到达，如果出击利．叛军万一突然冲进京城，就会危及社稷了!陛下何必吝惜一座桥呢?”

由于朱雀桥被毁了，叛军果然无法渡河，被阻在河对岸，温峤为平定叛乱争得了宝贵的时间。后来，温峤亲自带领部队和叛军夹水作战，击败了王含，又追击钱凤，在讧宁将其彻底击败，叛乱就这样迅速平定了。此后不久，温峤被封为建宁县开国公，赐绢五千四百匹，晋号前将军。

做一个时代的俊杰与英雄，必须与时俱进，适时而为，根据变化的时势而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而逞血气之勇、匹夫之勇者，却不能算是真的俊杰与英雄，他们会在自己站稳脚跟之前就会倒下，而让自己的事业付之东流。

羽翼未丰时不可轻动

这个世界是凭实力来讲话的，没有实力就有发言权，这是现实世界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因此，一个成大事必须懂得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在自己实力不够时千万不可轻举妄动！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或在不足以致胜的情况下出兵，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时，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注意。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清廷圣旨，而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见死不救，可以说把事做得够绝情了。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和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战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一时形成“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局面。

其实，清廷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决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

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合防为词，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入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同志恩遇”。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仍不想赴援，只是由于王鑫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后来一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便乘机取消了王鑫赴鄂之行。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曾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份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

当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亦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佑和江忠19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这对曾国藩是个沉重的打击。江忠源在曾国藩诸门生中，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毙命，这无异于砍去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带兵而又不得不亲自出征。吴文镕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甚，吴文镕身任湖广总督，既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是他强有力的后台。若吴文镕仍在，处处有人帮他说话，或许不至陷入后来那样的政治困境。可见，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曾国藩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他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决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

这个世界是凭实力来说话的。有实力才会成功，在没有实力的时候轻举妄动强头，就有可能让自己遭受失败而一蹶不振，让成功远离自己。

掌握迂回之术，学会多走弯路

传说古时候，有一个国王，长得十分丑陋。他一只眼睛瞎了，一条腿还瘸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