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禁军高级将领赵彦徽,在后周时是赵匡胤的同事,赵对他以兄事之。因在陈桥兵变中支持了赵匡胤,所以在宋初一度出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后罢兵权,出任建雄节度使。赵匡胤对他典领禁军很不放心,但在其他方面待他却十分宽容。赵彦徽每次从藩镇归来,赵匡胤都要为他设宴洗尘,待遇不谓不高;赵彦徽嗜酒,逢酒必饮,凡饮必醉,长期醉酒,招来一场大病,为此,赵匡胤特意专程到家中探视,并赐钱百万。
赵彦徽节镇建雄,却“不恤民事,专务聚敛,私帑所藏钜万”,对于这样一位贪得无厌的兄长,赵匡胤尽管从内心鄙薄他的为人,但到底对他的种种不法行为采取了睁一眼闭一眼的宽容态度。
对武将的纵容与姑息,有罪不罚,罚不当罪,以钱财作手段驱其效命,那潜在的意思是谁都明白的:只要不造反,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了。
或许这正是赵匡胤的高明之处:武将可以不必通过流血冒险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谁还会干傻事,拿脑袋当赌注呢?可见,赵匡胤御人有道,做人有计。
这里必须申明的是,特殊时期需要特殊的关系,特殊的关系需要特殊的手段来维系。所以,类似法外施恩、纵容姑息之类的做法是一把双刃剑,不可在平常拿来滥用的。
喜怒不形于色,让下属产生畏惧感
无论何人,只要在社会上混过一段时间,便多多少少练就察颜观色的本事,他们会根据你的喜怒哀乐来调整和你相处的方式,并进而顺着你的喜怒哀乐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你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意志受到了别人的掌控。如果你的喜怒哀乐表达失当,有时会召来无端之祸。因此,高明的掌权者一般都不随便表现这些情绪,以免被人窥破弱点,予人以可乘之机。越是精于权术的人,城府便越深。
在官场上,不轻易表露自己的观点、见解和喜怒哀乐,被称为“深藏不露”,这是上司用以控制下属的一种重要方法。聪明的当权者一般都喜欢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不让别人窥出自己的底细和实力,这样部下就难以钻空子了,就会对上司感到神秘莫测,就会产生畏惧感,也容易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上司如同在暗处,下属如同在明处,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唐代奸相李林甫,“口蜜腹剑”,惯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城府极深,具有笼络驾驭部下的过人本领。
唐玄宗宠信重用蕃将安禄山,此人大奸似忠,貌似粗犷,内有计谋。表面上给人一种憨厚忠直的印象,骨子里却狡诈多端。安禄山想方设法讨取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欢心,权位日高,架子也大了起来,渐渐不把朝臣们放在眼里。除了在玄宗面前假装恭顺以外,对其他人都傲慢无礼。这种情况早被李林甫看在眼里。
一天,李林甫召见安禄山。安禄山到李宅之后,长揖拜见,端坐在客位上,显露出一种盛气凌人的架势。李林甫也不动声色,只是用两只小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他,一句话也没说。安禄山见李林甫目光深邃,咄咄逼人,感到有些不自然,盛气顿时减了一半。
这时,李林甫转身告诉下人,有事去宣召王珙大夫进见。王珙进屋之后,刷刷刷地迈着小碎步走上前,规规矩矩地向李林甫大礼参拜,十分谨慎小心,诚惶诚恐,好象很怕说错一个字,迈错一条腿似的。当时王珙在朝廷中的实际地位是仅次于李林甫的第二号人物,从来都和安禄山平起平坐。安禄山见王珙对李林甫如此敬重畏惧,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些窘迫,虽然没去补拜大礼,也立刻恭谨起来,不敢出大气。
王珙走后,李林甫才和安禄山说话。他把安禄山所作所为的意图和心理活动都说得十分透辟,全说到安禄山的心里去了,安禄山大吃一惊,想不到自己心灵深处的隐私也让李林甫含而不露地点出来,立时汗流夹背,衬衣湿得沾在身上。这时,李林甫脱下自己穿着的袍子给安禄山披上,用好话安慰他一番。
从此,安禄山虽然经常侮慢别的朝廷大臣,却非常惧怕李林甫。每次来京城,他都要小心谨慎地拜谒李林甫,每次交谈李林甫都能洞察他的心扉,使他面容改色,汗流沾衣。在范阳时,每当有使者从京城归来,安禄山问的第一句话就是李林甫说他什么了,如果有褒扬他的话就满心欢喜,如果有警告他的话就用手摸着额头说:“哦,我可得多加小心,不然,大祸就要临头了”。安禄山怕李林甫竟怕到这种程度。李林甫也看出安禄山已蓄反心,但觉得自己死前可保无忧,反正安禄山不能取代自己的相位。只要生前能享受荣华富贵,至于唐朝江山如何,哪还顾得上管它呢?所以安禄山在李林甫死前始终未敢做乱。
李林甫晚年与杨国忠争权,杨国忠背后有杨贵妃撑腰略占上风。当时李林甫年老病重已成风中之烛。听说李林甫已经生命垂危,杨国忠心中暗喜。为了探听虚实,就亲自去李林甫家中问候。不知为何,李林甫虽然病容憔悴,但目光还是那么尖锐,杨国忠不由自主地腿就软了,“扑通”一声跪倒在病床前。李林甫见状,流下两颗泪珠,说:“林甫就要死了,我死后你必当宰相。以后我的家事就要托累你了。”杨国忠早领教过李林甫的厉害,深知此人狡猾奸伪,惧怕李林甫设计诈骗,所以非常紧张,满头大汗,竟半天不敢说话。
李林甫城府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上级与下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博弈的关系。你显露出过多的喜怒哀乐,下级就越清楚你的信息,弄清你的想法,这样就不容易产生畏惧感,你的权威就会打上折扣。
执法必严,严必有度
明朝初年,抗倭名将戚继光,柔中有刚,刚中有柔。戚继光从浙江只身被调到蓟门一带任总兵官。他看到达里的军队纪律松驰,士卒的性情又过于倔强,如果骤然用军法约束他们,恐怕会适得其反。但是,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没有严格的纪律,战斗力就不强,也就不能称其为军队,这该怎么办呢?戚继光不愧是一位善于治军的名将,针对这种情况,他马上上书请求从浙江一带派来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用来倡导勇敢和守纪律的精神。
朝廷批推了这一建议,给他派来了三千名“戚家军”老兵。戚继光命令他们在野外列队,正赶上下大雨,雨水打在这些老兵脸上,淋得争不开眼,浑身上下也都全部湿透,可没有一个人去擦脸上的雨水,也没有一个人动弹一下,仿佛忘掉了外面的一切……老兵们的这一举动使得原来那些纪律不甚严明的士兵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认识到一支攻无不克的军队首先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于是在后来的表现中,这些士兵各个严格要求自己,极大地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使得这些倭寇一听到戚家军的名字就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汉武帝的妹妹老年得子,封为昭平君。自然对儿子是非常疼爱,骄生惯养,任其所为。后来她病重的时候,惟恐自己死后昭平君闯祸,所以用金千斤、钱千万替昭平君预赎死罪,就是以后昭平君犯了死罪可以豁免。汉武帝当时答应了她。不久隆虑公主病故了。昭平君知道母亲已经为自己预赎了死罪,更加骄纵,无法无天。一次酒后,竟杀死了无辜的大臣。昭平君罪大恶极,按罪当斩。武帝左右的人都替昭平君求情。武帝说:“我妹妹老年才有这么一个儿子,而且临终还托付给我,我也不忍心杀他。但是先帝制订了法令就是要惩恶扬善,我若不杀他,则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百姓啊。”最终判处了昭平君死刑。
执法必严,严必有度。适度的严才能达到严的效果;过犹不及,严就失去了意义。
三国时魏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刑法非常重。当时魏国的官吏宋金等人从合肥叛逃吴国,按照魏国法制就应假期治罪斩首。曹操还嫌处罚太轻,要加重刑罚,于是主审官就奏请将其母亲、妻子和两个做官的弟弟全部斩首。这时尚书郎高柔上书说:“土卒逃亡,确实可恨;但我也听说其中颇有后悔之人。我认为现在应宽待逃亡者的妻子,这样,一可以使敌人对逃亡者不信任,二可以诱其还心。像以前那样处理,本来就觉得太严了,若再加重刑罚,使现在军中士卒看到,一人逃亡,诛及全家的后果,今后怕都要逃走了。刑罚过重非但不能制止逃亡,反而会促使更多的人逃亡。”曹操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就照着他的话去办,结果从那以后逃亡的人数大大减少,而且还真有一些叛逃者又偷偷地跑了回来,重新加入曹军。
罚不失爱,严中有情,这是管理者惩戒部下时一条很好的处理原则,虽然表现上看来严肃的法规被破坏了,但是从长久来看,罚不失爱,抓住了下属的心,这样更能有效地维护法律规章的严肃性,被管理者们也会自觉地遵守规章制度。
宋朝大将曹彬在驻守徐州时,手下有个官吏违反了纪律,按军法应打军棍。但曹彬却没有马上执行处罚,过了年后才旧事重提,如数打了他。有人间曹彬为什么这样做,曹彬说:“我当时听说他刚娶了媳妇,如果在那时打他,媳妇的公婆可能会认为儿子被打是由于媳妇带来的不吉利,因而整天打骂她,使她难以生活下去,这样也会影响这个官吏的情绪。所以,我才推迟执行。这样军法也没有因此受到损害。”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心服。后来这件事传到那个官吏那里,他也深受感动,不但不对受罚一事耿耿于怀,而且以后工作更加卖力,再也没有犯过军纪。一股巨大的凝聚力,激发员工们积极进取的力量。
宽和严、德和刑之间是一对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赖;相互对立,又相互包含。从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出发,在处理两难问题时,就可以找到一条合适的度——做到严中有情,宽中有猛;柔中有刚,刚中有柔,兼顾二者,既维持原则,又不失灵活。这样才可充分树立领导至高无上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