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马利的领导艺术
蒙哥马利能在同辈人中出类拔萃,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有别人无法同他相比的敬业精神。从他在圣保罗学校选择“陆军”班那一天起,他就把军事作为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无论是在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学习,还是在印度服役;无论是在训练场上,还是在坎伯利和奎达参谋学院;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年代;无论是当连排长,还是任帝国参谋总长,他一心想的只是训练、作战和胜利。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爱交际,不好女色,除了军事以外,他没有别的兴趣和爱好。
蒙哥马利的一大才能是能够从大处着眼,纵观全局。他视野开阔,反应敏捷,善于把战略需要同战术和可能归他指挥的兵力联系起来考虑问题。他亲自制订总体作战计划,而将具体计划工作交给参谋人员去完成,以便能够集中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有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由于他对战争的全局胸有成竹,所以总是能够临危不惧,遇事不慌,不为局部或表面现象所干扰,而对作战的复杂情况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够像他这样想大事的人是比较少见的。有的人往往能打赢一次战斗,却打不赢一个战役。
蒙哥马利知人善任,敢于大胆使用新人。蒙哥马利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的工作时间也许有三分之一用于人员的考虑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蒙哥马利花了许多时间,采用各种方法来物色、选拔和任用有才华的军官。他每到一个新的部队,总有一批不称职的军官被罢免,总有一批优秀的军官被提升。他的这种做法难免引起一些人的怨恨,但却使部队充满生机,面貌一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更加重视把优秀的军官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他不仅使自己身边有一个合格的参谋部,而且慎重地选拔下属将领,把一些表现极好的人提拔到军、师领导岗位上来。由于蒙哥马利知人善任,他的部队的各级指挥班子都坚强有力,斗志旺盛。
蒙哥马利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作为一个部队训练者的才能。无论是在参谋学院任教,还是在担任师长或后来担任更高职务期间,他都表现出一种卓越的训练才能。他能鼓舞自己所领导的官兵对战争产生兴趣。他不仅给部属灌输战斗精神,而且灌输事业心,使他们愿意掌握所需要的各种技能;他不仅能使那些厌烦战争的士兵愿意去打仗,而且还能鼓舞他们把仗打好。他带领的部队都训练有素、士气很高、战斗力很强。
蒙哥马利对作战计划周密,预测比较准确。隆美尔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对可能出现的偶发事件留有很大余地。蒙哥马利则正好相反,总是针对情况,周密判断,对每种可能性和每一种方案都要预先进行周密慎重的分析,在制订出最终计划时,对意外情况和偶发事件通常都能考虑到。周密的计划本身就包含着比较准确的预测。蒙哥马利在阿拉曼战役中按计划在战役的第12天就迫使隆美尔败退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蒙哥马利进行战争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均衡”。“均衡”原则强调,绝不能被打得措手不及,绝不能没有预备队就实施攻击,绝不能因补给不足而影响部队战斗和机动的自由。这些要诀往往能迫使敌人失去平衡,而使己方保持常态。蒙哥马利长期大力宣扬自己的这一原则,坚持在每次出击之前必须在人力物力方面做好充分准备,以致引起许多人的嘲笑。然而,他的许多部属从将军到营长,都感到在蒙哥马利的指挥下大家有一种愉快的安全感。在他指挥的几个集团军里,官兵们总是满怀信心地面向前线,而很少有后顾之忧。对于战争来说,他的这种“均衡”论可能延缓了进程,但却稳妥可靠,使他从未打输过一个重要战役,从而保证了他在部下中的声威。
蒙哥马利与部下保持密切的联系,对部队有巨大的号召力。1943年,一个营的士兵列队等候蒙哥马利将军的视察。天下着雨,军官们穿着雨衣,士兵们没有,全身都湿透了。蒙哥马利的车子到了。他走出车子时穿着雨衣。他走了几步,停了下来。他走回车边,脱下雨衣,重新检阅部队。士兵们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蒙哥马利极端蔑视高级司令部人员不与前线士兵接触的现象,所以,无论是当营长、旅长,还是当师长、军长,或是当集团军司令、集团军群司令和参谋总长,他都经常到各部队视察、参观、访问、看演习、主持运动会、发表演讲,同各级军官和士兵会面、交谈,让每一个部属都认识他,了解他,从他身上获取力量和信心。经常接触部队使他在部属心目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增强了部队对他的信任和信心。不论是在北非,还是在欧洲,他的部队中都没有出现过信任的鸿沟。因此,每次重大战役之前他去检阅部队时,都能使全体官兵备受鼓舞,信心倍增,满怀必胜的信念和高昂的斗志投入战斗。
蒙哥马利在部属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十分关心部属。蒙哥马利认为,如果对于人的因素保持冷漠无情的态度,就将一事无成。因此,他总是尽可能使每一个士兵感到他在起到一个人的作用,而他的上司也在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加以关心;他总是尽可能使每一个士兵都清楚地懂得他应当做些什么以及为什么要那样做。此外,他还注意关心所属官兵的生活和娱乐活动,使大家在紧张的训练、工作或战斗之后,能有一定的物质和精神享受。此外,他还什么注意为自己的部属树立权威。1942年8月,蒙哥马利任英国驻北非第八集团军司令。他为防止自己陷于一大堆琐碎事务中,决定设一名参谋长,负责处理司令部的全部具体事务。当时,英国陆军还没有建立参谋长制度,所以蒙哥马利选择精明能干、足智多谋的甘冈担任他的参谋长后,人们对参谋长这一职位还缺乏认识,对甘冈的指示并不重视。为了树立甘冈的威信,他召集全体机关人员讲话,强调说:“参谋长发出的命令,应该看作是我发布的,要立即贯彻。”第二天破晓,一名参谋官仍然按老规矩,带着刚刚接到的情况报告,去向蒙哥马利汇报。蒙哥马利不高兴地说:“我不需要什么人带着情况报告来见我,我要建议和方案,这个报告交给你们的参谋长甘冈,懂吗?”那个参谋官对司令部的新作风感到不理解,说:“前任司令官奥金莱克,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我们及时报告最新情报:“蒙哥马利有点生气地说:“我不是奥金莱克,如果出了什么事,参谋长甘冈会来报告的。”事后,参谋长甘冈发布关于处理情况报告的新规定,逐步使司令部工作走上新的轨道。参谋长甘冈也深感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地工作,出色地完成参谋长的工作任务。
然而,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与许多伟大人物一样,蒙哥马利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
首先,蒙哥马利好恶由己的性格严重地影响了他的人际关系。蒙哥马利对他中意的少数人,能够保持亲密愉快而又能相互体谅的同伴关系;在更大的范围内,他善于同广大士兵和民众建立良好的关系。然而,如果他断定某人不好,那就会走极端。在这种情况下,蒙哥马利会变得残酷无情。例如,他在1942年8月对待奥金莱克的态度就太粗暴;连那些最重视蒙哥马利的军事才能的人也不能宽恕他对待奥金莱克的行为。当他与美国人并肩作战的时候,由于其这种性格而不时出现的毛病,产生了不良后果。
其次,蒙哥马利我行我素的作风给他自己造成了重大伤害。蒙哥马利认为,任何一个权位很高的人,都应该像他那样明快地找出问题的明确答案。所以,他虽然善于把自己的意图和目的传给下属诸集团军的全体官兵,但却往往不注意向同级和上级通报。结果是他的上级和同级常常误解他的意图,特别是当他们认为应该发生的事并未发生时,就会焦急不安。例如,在阿拉曼战役前,蒙哥马利对部队重新进行编组,就引起很多人担心;在战役中,有几个师正在从前线撤退的消息,立刻在伦敦引起一片惊慌,但蒙哥马利却不以为然。如果他费点心机让上级确切了解他的想法,就不会发生这种误解,也可以大大减轻古德伍德战役后出现的那种混乱局面和不安情绪。
再次,蒙哥马利不善于进行机动作战。蒙哥马利是进行精心布置的阵地战大师,但却不大善于进行机动作战。同隆美尔的大胆突击,巴顿的有力推进,以及德、苏军队在东部战线进行的大规模装甲机动战相比,蒙哥马利自然是相形见绌。在阿拉曼和古德伍德战役中,他对坦克的使用虽然可以进行辩解,但肯定是有问题的。在这两大战役胜利后的挺进中,他没有及时地指挥部队向前机动,去扩张战果,结果丧失了取得更大胜利的机会。所以,机动作战并不是蒙哥马利之所长。
最后,蒙哥马利根深蒂固的虚荣心使他难以自制。蒙哥马利青少年时期在家受母亲压抑,在校被富家子弟冷落,难免产生自卑心理。在他掌了权并达到一定地位之后,这种自卑心理就变成了虚荣与自负。毫无疑问,他的虚荣心与过分自负对他正确地选定作战方针产生了微妙的、有时甚至是直接的影响。昂菲达维尔战斗计划,他与艾森豪威尔进行的“单一冲击”和“设置单一的地面作战指挥官”的激烈争论,他在吕讷堡荒原接受德军投降的经过与表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他的虚荣心与自负心理的影响,产生了很不好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