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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章 处世要有精明善变之计谋（第4页）

后来，当东都洛邑建成时，周公的礼乐也制成。这时成王已经长大，周公便把政权交给成王，自己退居辅佐地位。周成王迁都洛邑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新都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项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说的“制礼作乐”。

周成王执政后，周公担心成王年少，贪图安逸，便写了一篇《无逸》，劝勉成王：要懂得勤劳辛苦的好处，不要一味贪图享受。要学习商代几个贤王和周文王的榜样，爱护百姓，励精图治，以便长久地享有王位。他谆谆告诫成王，要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国君，要像文王那样礼贤下士，治理好国家。

成王执政后，按照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治理国家，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在中原和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使商业走向发达。成王执政３７年，继位的康王执政２６年，出现了“成康之治”的繁荣景象，这是我国奴隶制发展的鼎盛时期。

为人处世，贵有自知之明。聪明的人，时时刻刻都很好地把握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人的一生是复杂多变的，人之于世，往往要扮演多个角色，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历史阶段、与不同的人相处，都在经历着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

如果用一个框框待人处世，将会四处碰壁。应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正如人与人有所不同，事与事有所差异，时与时又有先后。因此，对人对事对时不能一样对待，必须因人因事因时而采取不同的对策。

学会辩证处世

孔子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

他３岁丧父，随母亲颜征移居阙里，并受其教。孔子少时家境贫寒，１５岁立志于学。年龄稍大，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牛羊的“乘田”。他虚心好学，相传曾问礼于老聃（即老子，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３０岁时，已博学多才，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一位学者，其思想核心是“仁”，“仁”即“爱人”。他把“仁”作为行仁的规范和目的，使“仁”和“礼”相互为用。主张统治者对人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再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盛世，进而实现他一心向往的“大同”理想。

当时，孔子为国君介绍自己的治国思想，都不被接受，于是就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但是，很遗憾，他始终没有机会来施展自己的才能。公元前４８４年，鲁国季康子听了孔子弟子冉有的劝说，派人把他从卫国迎接回来。

孔子回到鲁国，虽被尊为“国老”，但仍得不到重用。他也不再求仕，转而集中精力继续从事教育及文献整理工作。

孔子大约在三十岁时，开始收徒讲学。在我国教育史上，以私人身份从事讲学活动四十多年，而且影响最深远的，当首推孔子。相传他有弟子三千人，得意门生七十二人。当时孔子的学生中，从地区说，有鲁国的颜渊、冉求，卫国的子夏、子贡，宋国的司马耕，吴国的子游，楚国的公孙龙，秦国戎族的秦祖；从出身来说，有贵族出身的孟懿子和南宫适，有贫贱出身的冉壅，有商人出身的子贡，还有梁父大盗颜涿聚。

一天，有一位鲁国的大夫前来拜访孔子。谈话间，这位大夫问孔子说：“听说先生致力于教书育人，收了许多门徒，他们个个都有过人之处。那么请问先生您的学生颜渊的优点在哪呢？”孔子回答道：“颜渊是个有仁爱之心的人，我自叹比不上他。”那人接着又问道：“那子贡有何长处呢？”孔子回答说：“他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我虽为他的老师但也比不上他。”那人停了停，又问道：“那您如何评价您的学生子路呢？”孔子回答说：“他勇敢过人，我这点也比不上他。”这人便质问：“照先生的说法，这三人都在很多方面优于先生，那为何还要跟随先生学习，听从先生的教诲呢？”孔子听后静静思考了一会说道：“是这样的。我不仅有仁爱之心，而且也有严厉残忍之时；需要的场合我会能言善辩，不适宜的场合我会言语钝拙，保持沉默；有时我表现得很勇敢，有时我就表现得胆怯。只有如此，灵活处世，才能应付自如。上面您提到的三人，各有自己所长，我单方面皆不如他们。但是，他们又不具备我的辩证处世为人之道。所以会跟随我学习，听从我的教诲啊！”那人听罢，连连点头称是，佩服先生的智慧。

孔子以自己的学问与德行深得学生们的爱戴，他在七十三岁那年病死。他的死使弟子们十分悲痛。他们在他的坟前搭棚连住了三年，表示哀悼。子贡甚至一共住了六年。临别时，他们都哭了。弟子们认为孔子就像江水洗过、太阳晒过那样洁白光明。

万事万物都具有矛盾性，矛盾着的事物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同的情况要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恰到好处，辩证处理正是处世的智慧。

现实生活情况错综复杂，人际交往亦是如此，身处其中要想如鱼得水，就需运用辩证处世的智慧，灵活处理，学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察言观色，审时度势，应付自如，做到恰到好处。

把握问题的主要矛盾

寇恂和贾复都是东汉名将，共同辅佐光武帝刘秀，位列“云台二十八将”。这两人之间有一段“廉颇与蔺相如”式的故事。

有一次，贾复驻守汝南的时候，他的部将在颍川杀了人，寇恂当时正好在颖川担任太守，维护当地的治安是他的职责所在，因此就下令将那个部将拘捕起来，并且送进了监狱里面。当时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候，因此法制还很不完备，尚处在草创阶段。如果是军营中的人犯了法，大多数的官员都是宽容处理，搪塞了事，并不加以深究。但是寇恂却把这个人明正典刑，将杀人者斩首示众。贾复认为寇恂不给他面子，以此事为自己的耻辱，常常叹息，并且怀恨在心，他对左右的侍从说：“我与寇恂都是位列将相的人，谁也不比谁差。但是现在他却一点面子都不给我，杀了我的部将，这是对我天大的侮辱。身为男子汉大丈夫，岂能眼睁睁地遭受这种侮辱。如果让我看到了寇恂，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他杀死！”左右的人劝道：“将军还是息怒吧。如果把事情闹大的话，对将军您也没有什么好处啊！”但是，贾复固执己见，不为所动。

寇恂听说了这件事情后，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斗，就不再与贾复见面了。贾复就在外面对人大肆宣传说：“寇恂是个胆小鬼，现在他都不敢见我了。”寇恂的侄儿谷崇担心寇恂有危险，自告奋勇来充当寇恂的保镖，说道：“我是一名将军，可以佩带宝剑站立在您的两旁。如果有什么危险的情况发生的话，我自信可以保护您的安全。”寇恂却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到：“你这样的话，只会让贾复变本加厉，因此，你大可不必这样。想当年，蔺相如不畏惧一代枭雄秦王，廉颇向他挑衅，蔺相如却处处让着廉颇，不与他计较。这是为国家的利益着想啊！古人尚且如此，我怎么可以忘记呢？正确的办法是像蔺相如那样，从大局出发，个人利益算得了什么。”谷崇赞叹道：“您真是让我佩服。我明白您的心意了。”有一次，贾复率军队从寇恂管辖的地方经过，想借机向寇恂报复。寇恂知道后，就命令他所属的各县盛情款待贾复的部队，还为他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两个人的酒饭。贾复带领部队到来的时候，寇恂亲自出门在路上迎接他们，然后称病先回去了。贾复带着队伍想去追赶他，无可奈何的是，手下的将士个个都酒足饭饱了，动弹不得，因此贾复只好作罢。

把握主要矛盾是解决问题的捷径。寇恂将个人恩怨放在次要位置，为大局谦虚相让，一心以国家为重，不能不用顾全大局来评价他。

识大体、顾大局，重视主要矛盾，不仅是一个人处世能力的体现，更是一个人自身修养的体现。其中有一颗宽容的心是不可少的。能宽容的人，都因其有雅量。有雅量的人能恕人，因而能容人。即使是仇人，也会变成朋友。可以说，凡伟大的事物，都来自宽容。

在主动和被动中变化

清朝乾隆年间，国丈庞荣是个千人恨、万人骂的人，仗着他是军机大臣，皇帝是他姑爷，欺压百姓，搜刮钱财，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刘墉恨死了他，他也恨死了刘墉。两个人你想除掉我，我想干掉你，就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嘴。

一天刘墉在早朝的时候递上了一个奏本，要求告老还乡。乾隆一看忙说：“御弟，这可使不得，满朝文武谁告假我都准，就是不准你。”刘墉脾气还挺犟说：“你不准，我也走。”他是太后的干儿子，太后又曾封过他，乾隆也得让他三分。乾隆想：也好，让他回去休息个一年半载，以后有啥事再宣召他来京供职，他也不能不来，就准了。

刘墉回了山东历城老家，之后就没有人常给乾隆出主意了，虽说有的是大臣，可把他们绑在一起也比不过刘墉。乾隆有心把刘墉请回来，可又怕他摆架子，不买账。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一天早朝，他对满朝文武说：“我这有个问题，限你们三天内答上来，答不上来，统统撤职。”什么问题呢？他说：“什么上，什么下，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肥，什么瘦。”文武大臣听了，一个个心里犯嘀咕：这怎么答呀。又想：要是刘墉在就好了，他准能答上来。他们找到了九门提督和蠬，请他深夜赶往历城，请教刘墉，救大家一救。和蠬对刘墉是又怕又恨，巴不得他不在朝上。可是大伙一个劲的求他去，他不去的话，别人的官不保，自己的官也不保啊，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和蠬快马叫鞭赶到了刘墉家里，此时刘墉正在拾掇菜园子，和蠬见了他喘着气，不管情愿不情愿只好叫了声：“老，老师，快，快救救我，我们吧。”然后把乾隆出题的事说了，可只说了“什么上，什么下，什么东，什么西”，后边两句“什么肥。什么瘦”就给忘了。刘墉说：“这还不好答”，指着菜园子那些菜说：“黄瓜上，茄子下，冬瓜东，西瓜西。”和蠬一听，一拍脑袋，哎呀，这么简单，高兴得他一翻身上了马，照马屁股一鞭子，马撒开蹄子就跑回了京城。

太监捧了乾隆的圣旨来到了山东历城宣刘墉进京。刘墉进了金銮殿，乾隆问他：“什么上，什么下，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肥，什么瘦，你能答上来吗？”刘墉说：“臣能答上来，君为上，臣为下，文为东，武为西。肥，肥不过春天的雨，瘦，瘦不过九月的霜。”乾隆又问：“那你为什么告诉和蠬黄瓜茄子，干什么？”刘墉说：“我这叫在哪里说哪里的话，那会儿我在菜园子里说的自然是黄瓜，茄子。今天我是在朝廷，说的当然是天下大事。”乾隆连说：“有理，有理。”亲自下殿拉着刘墉的手：“御弟，你可不能再走了呀。”他心里美滋滋的，为自己用“计”请回来了刘墉而高兴。刘墉呢？比他更高兴，心想：我把和蠬和你耍了个够，你们还蒙在鼓里呢。

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临事之智》中云：“大凡临事无大小，皆贵乎智。智者何？随机应变，足以得患济事者是也。”从一定意义上说，智者便是能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之人。应变的最终目的是使自己永远处于主动地位，驾驭事态发展，以实现既定目标。具体一点说：应变从功用上讲不外乎保持主动和变被动为主动两种。在这种情境下，善于见机行事，处世变通，是一个人在日常交际中人情操纵水平的重要表现。乾隆皇帝就是巧妙地抓住了这一点才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

在紧急时刻自圆其说

一次，乾隆皇帝突然问刘墉一个怪问题：“京城共有多少人？”刘墉虽辞不及防却非常冷静，立刻回了一句：“只有两人。”乾隆问：“此话何意？”刘墉答曰：“人再多，其实只有男女两种，岂不是只有两人？”乾隆又问：“今年京城里有几人出生？有几人去世？”刘墉回答：“只有一人出生，却有十二人去世。”乾隆问：“此话怎讲？”刘墉妙答曰：“今年出生的人再多，也都是一个属相，岂不是只出世一人？今年去世的人则十二种属相皆有，岂不是死去十二？”乾隆听了大笑，深以为然。确实，这刘墉的回答极妙——皇上发问，不回答显然不好；答吧，心中无数又不能乱侃，这才急中生智，转眼间以妙答趣对皇上。

慈禧爱看京戏，常以小恩小惠赏赐艺人一点东西。一次，她看完著名演员杨小楼的戏后，把他召到眼前，指着满桌子的糕点说：“这一些赐给你，带回去吧！”

杨小楼叩头谢恩，他不想要糕点，便壮着胆子说：“叩谢老佛爷，这些尊贵之物，奴才不敢领，请……另外恩赐点……”

“要什么？”慈禧心情高兴，并未发怒。

杨小楼又叩头说：“老佛爷洪福齐天，不知可否赐个‘字’给奴才。”

慈禧听了，一时高兴，便让太监捧来笔墨纸砚。慈禧举笔一挥，就写了一个“福”字。

站在一旁的小王爷，看了慈禧写的字，悄悄地说：“‘福’字是‘示’字旁，不是‘衣’字旁！”杨小楼一看，这字写错了，若拿回去必遭人议论，岂非有欺君之罪，不拿回去也不好，慈禧一怒就要自己的命。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他一时急得直冒冷汗。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慈禧太后也觉得挺不好意思，既不想让杨小楼拿去错字，又不好意思再要过来。

旁边的李莲英脑子一动，笑呵呵地说：“老佛爷之福，比世上任何人都要多出一‘点’呀！”杨小楼一听，脑筋转过弯来，连忙叩首道：“老佛爷福多，这万人之上之福，奴才怎么敢领呢！”慈禧正为下不了台而发愁，听这么一说，急忙顺水推舟，笑着说：“好吧，隔天再赐你吧！”就这样，李莲英为二人解脱了窘境。

李莲英的应变巧在借题发挥，将错就错。对于错误生硬地扳正或否认，都是不成熟的做法，借力使力把错误说“圆”，方见应变的急或智。

从一定意义上说，智者便是能随机应变。应变的最终目的是使自己永远处于主动地位，驾驭事态发展，以实现既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