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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地去爱（第1页）

无私地去爱

我父亲35岁时得肾衰去世了。终于有一天，母亲开始和其他男人约会。那些人不是穿着怪里怪气，有些神经质，就是油头粉面，身上古龙香水味扑鼻。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被请到我们在费城的家里来，更绝少能见到他们第二面。对于我和我的两个妹妹来说，他们只是我们取笑和捉弄的对象。

一次，我妈的约会男伴把太阳镜放在客厅里，去厨房喝柠檬水。我于是拿起它来玩，想试试镜架的硬度。结果，我把它摔得粉碎。

那人回来的时候，揣起碎片，转身就走了。后来，我妈对此事只字未提，她对我这个14岁的孩子心中怀有的“自然的恶意”很能理解，而我本人却并不觉悟。

几个月后，两个妹妹走进我的房间。“妈妈有了男朋友了。”大妹妹尖声说道。

“他什么样?”我问。

“他有一个大鼻子，”小妹妹说，“他的鼻子大得像一只香蕉，所以他姓勃那那（香焦）。”

“那是他的外号，”大妹妹纠正说，“他还要来吃晚饭呢。”

还没有哪一个男人曾被邀请来吃过晚饭。我已经长大，很知道这其中的意味。我妈对这个阿尔?勃那那比别人要认真得多。

第二天晚上，一个长着棕黄头发、面容酷似罗马雕像的人，神态自若地站在我家客厅中央。他果真有一个大鼻子，我心中暗想。

“这是阿尔，”我妈向我们几个介绍道，“阿尔?斯伯拉。”

“我真名叫阿蒂里欧，”这人一上来就很坦率，“可人人都叫我阿尔，好朋友们喊我阿尔?勃那那。”他伸出了手，我笨拙地伸手握了一下，在他结了老茧的干力气活的大手里，我的手显得小巧玲珑。

“我们曾经见过面，”阿尔说，“你那时候是个小小孩，躺在医院的氧气罩里。”

就在我快3岁的时候，我得了严重的喉炎，呼吸困难。他们不得不给我做了紧急的气管切开术。那一个星期里，我一直在死神周围徘徊。

“我是你父亲的一个朋友，”阿尔接下去说，“有一次我开车把他送到医院，并给你带去了一辆红色的玩具救火车。”

“我可不记得你。”我丝毫没有被打动。但我的确记得那辆救火车。它是铁制的，有4个橡胶轮子，可以在地上平稳地滑行很远。我当时非常爱那玩具车，有时候晚上要抱着它睡觉，到现在我仍能回忆起那冰凉的铁皮车厢贴在我脸颊上的感觉和那上面油膝的香味儿。

阿尔在那个春天和夏天来过我家几次。一年以后，他就不光是每晚都要来吃饭了，他和妈妈谈到了结婚的事。

我不能描绘阿尔代替我父亲坐在他的座位上的情景，因为那会让我暴跳如雷。我有一次对妹妹们说：“我永远也不会叫他爸爸。”

“妈妈说我们可以喊他爸爸。”小妹妹说。

“我也不会这么叫他。”我气鼓鼓地表示。叫阿尔“爸爸”太亲密了，现在根本没这回事，将来也不会。我父亲是个让人敬畏的人，而且时常发脾气，他在家里的权威性那么不容置疑，我到现在还能感觉到。

有很多年，我把阿尔只当作我妈的一个朋友，因为他总是吃晚饭时出现，10点以前就离开。在那段时间里，阿尔正在和他的妻子打离婚。当他最终可以和我妈结婚的时候，已经是1973年了。我快上大学去了，单独住在一所公寓里，阿尔正式成为我妈的第二任丈夫。

一个初夏的晚上，刚打完一场棒球，我回来时路过家门口，准备进去问个好。我走进前门的时候，听到里面传出弗兰克?辛那特拉的乐曲声，透过窗玻璃，我看见阿尔和妈妈正在厨房里跳慢步舞。我可从没见过妈妈和爸爸跳过舞，也从没见他们之间有什么亲昵的表示，所以我的记忆中没有什么画面可以和眼前的这情景相比较。直到一曲终了，我才迈步走了进去。

见到我，阿尔似乎很高兴。“新泽西有个干体力活的工作，每小时2．25美元，”他指的是他工作的那个建筑工地，“如果你想干，明天和我一起去吧。”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暑期打工的活，所以同意了。

第二天，他开车来接我去工地；下班以后，他又开车送我回家。路上，他问：“怎么样?”

“不错。”我说，其实，我是累得都不愿张嘴说话了，而且我也怀疑他对我的感受是否真的有兴趣。

那以后，他却没停止过“进攻”，我于是和他谈我干过的那些活儿，他就静静地听着。不久，他的问题范围就不仅限于工作了。当我开始严肃地和一个女孩子有了约会并想将来娶她为妻时，阿尔让我吃了一惊，他说：“你妈觉得她不错，和我谈谈她吧。”

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了解这个女孩，还是出于关心我，但他的问题冲破了我心中的一道防线，我们的谈话变得开诚布公了。

阿尔开始了解到我最在乎什么，我呢，也知道了工作、运动和家庭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三件事。

他几乎大半生都住在离他出生和成长的那排房子仅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他的兄弟姐妹现在仍住在那里。对他来说，那个费城南部的工人居住区已经是很富裕宽敞了。终于有一天，他带着我们全家去了一趟费城南部，穿街过巷的时候，阿尔把我自豪地介绍给每一位朋友。

“你就没想到过住到另一个地方去吗?”“为什么要远离家乡呢?”他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