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新成立的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这天,张富清的小儿子张健全回家对父亲说,县里正在对退伍军人开展登记。张富清听后,什么话也没有说,沉默了半天,问,一定要采集吗?
当然,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退伍军人的关怀。
那好吧,就按党的指示办。张富清说,柜子上面有一个棕色的皮箱,你把它拿下来。
五十多岁的张健全一下子愣住了,以前他只是依稀知道父亲当过兵,但从来没有听父亲谈起过那段日子,难道父亲有什么秘密?
这个积灰的皮箱里会有什么呢?张健全接过父亲手中的钥匙,打开了父亲尘封的记忆。
当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便带着父亲的包裹来到了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局。包裹里是三枚奖章、一份西北野战军报功书、一本立功证书。立功证书上,一行钢笔字写着:“张富清在解放战争中舍生忘死,荣获西北野战军军一等功一次,师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团一等功一次,两次荣获‘战斗英雄’称号。”报功书这样写道:“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二营六连,任副排长。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驰报鸿禧。”负责信息录入的工作人员聂海波被其中一枚“人民功臣”奖章震惊了,作为工作人员他深知这枚奖章的分量。后来,聂海波对我说,他真的没有想到,在偏僻的来凤县城会有一位为共和国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民功臣,却甘愿平凡,沉默了六十多年,真的是一个传奇。
这一夜,张健全久久不能入睡。父亲皮箱里的东西深深震撼着他,他没想到自己的父亲竟然是一位英雄。英雄就在自己家里,英雄就是自己平凡的父亲。他觉得很惭愧,这么多年忙于工作,从来没有多陪陪老人家,听听老人讲过去的故事,父亲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这么多年一直隐忍不言,内心该是多么的孤独与寂寞。张健全辗转难眠。
后来,一次张健全在单位和同事闲聊的时候,无意中说起父亲立功的事,巡查办主任邱克权知道后很受震动。他随即向来凤县委书记做了专题汇报,同样深受感动的县委书记当即表态要好好宣传,树为来凤典型。
2019年春节喜气洋洋地来了,大年初三,张健全与同学《湖北日报》新媒体中心副总编张儒海小聚。席间,他向老同学讲起了父亲皮箱里的军功章。张儒海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蕴含的新闻价值,但他也心存顾虑,老爷子连最亲的人都瞒了六十多年,能接受记者的采访吗?他央求老同学无论如何要说服老人接受采访,因为这不仅仅是宣传个人,更多的是宣传一种时代精神。
春节刚过,《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的记者来了。深谙父亲性格的张健全有所顾虑,记者建议道,你就说是省里来人了,来了解当时的情况,请老英雄尽可能地将经历过的战斗故事都讲出来。
不明就里的张富清终于开启了自己的记忆,这一天,张富清在日记里写道:“配合信息采集的想法,我是一名九十五岁的普通党员、普通居民,不会给党和国家增加麻烦的,如果不出示证书,是对党、对组织的不忠!”
很快,张富清的事迹便见报了。张健全把故事报道给父亲看了,张富清看到报道后顿时不高兴了,责怪道,你不是说是省里来的人来了解情况吗?怎么成了媒体采访?再有媒体采访,他便怎么也不接受了。后来,一位记者的一席话打动了张富清,“你把你的故事讲出来,就是对社会做贡献,就是为党做贡献,绝不亚于当年上战场炸碉堡。”张富清这才打开心结。
西北三个战役结束后,二纵队挺进新疆。一路解放宁夏,解放兰州,与西北王马步芳、马鸿逵的军队决一死战。此时的张富清已经是二营六连的副排长了,他时刻牢记连长李文才说过的话,一定要保持人民解放军的军姿,听党的话。三五九旅在兰州城作为战略候补的突击队,打开了纵深的突击面,为后续的进攻开辟了道路。
这期间,又有许多战友倒在了黎明前的血泊之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向东方,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彼时,张富清和他三五九旅的战友,正跋涉在去往新疆的路上,穿越戈壁瀚海,翻越雪山峻岭,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南疆的匪患平息之后,已经是1953年的春天了。这一年,全国抽调了一百五十名,西北野战军抽调了数十名战斗骨干入朝作战,张富清再一次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从大西北星夜兼程前往大东北。抵达北京后,中央首长见他们十分疲惫,便说先原地休息,整顿一周。
在这一周里,朝鲜战场战事缓和的消息传来,于是这一百五十名共和国的战斗精英转而去接受防空部队的培训,他们完成学业之际正值祖国百废待兴,需要大量干部支援地方建设之时,新的选择摆在了他们面前。
彼时的张富清有三个地方可以选择:留在城市、回陕西老家、响应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站在镜子前,整理自己的军装,就像第一次穿上一样:抬头、挺胸、收腹,十指并拢,中指紧贴裤缝,眼睛平视前方,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依旧如当初一样的笃定、坚毅。张富清的心中有了选择。
四
张富清回了一次老家,这是他从1945年离开后第一次回去。那一年,二哥作为家里唯一的壮劳力,被国民党抓走当了壮丁。张富清用自己换回了二哥,后来成了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的挑夫、伙夫、马夫,当他在瓦子街战役中被“解放”后,没有选择领几块银圆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九年过去了,小脚母亲康健,二哥已经娶妻生子,三十岁的张富清却还没有成家。家乡一个叫孙玉兰的妇女主任,仰慕英雄,仰慕人民功臣,在媒婆的言说之下,愿与张富清共结秦晋之好。
彼时的张富清已经做出了选择。那一年,他和妻子坐轮船逆水而上前往鄂、湘、川交界的湖北恩施来凤县。他们整整坐了四天的船,到了宜昌,再到巴东,上岸,又坐了两天的车,沿着盘山公路缓缓而上,汽车马力不够,到了上坡的时候,所有人都得下车,一步一步地推,翻过一座又一座山,终于抵达了来凤县城。历史上的来凤曾经是个匪患横行的地方,从汉、唐到宋、元、明、清,此处都有土匪出没,且十分猖獗。经过四野部队三年多的清剿,已还老百姓一个安宁之地。
张富清被分配到城关镇担任粮管所所长。来凤是生产贡米之地,这里出产的大米品质特别好。粮管所负责向城里人供米,要用水磨碾米,生产的过程中米就会分细米、粗米和糙米。一天,一个单位的干部来买米,找到张富清张口就说要买细米。张富清说,没有细米,只有糙米。那位干部说,我就是要买细米。张富清说,粮管所只有这一种米,你要的细米我这里没有。无计可施的那位干部打电话给来凤县副县长,副县长的电话打到粮管所,让张富清把细米卖给这位干部。张富清说,我是按政策在执行,不能搞特殊化。副县长叹了一口气说,张富清啊张富清,你真是个榆木疙瘩!张富清依旧坚持自己的主张,对不起,副县长,我这里真的没有细米。副县长一气之下挂断了电话。听着“嘟嘟”的忙音,张富清陷入了深思,他把目光投向窗外,排队买粮的群众用口袋欢天喜地地装着糙米,他觉得自己没错,干部不能搞特殊,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在和平年代更不能丢弃。年底,他买回了两台打米机,让县城居民吃上了精米。
1959年,三十五岁的张富清在恩施地委党校学习了两年后,被派往三胡区担任分管供销、财贸、食品、粮油工作的副区长。他二话不说,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就上任去了。彼时的共和国正经历着一场天灾人祸,大食堂、大炼钢铁的后遗症逐渐显露出来。整个国家陷入了大饥荒,那是属于一代人的饥饿记忆。就在这个时候,张富清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是从他的老家陕西洋县发来的。母病,盼归。但山高路遥,这里与老家远隔千里,交通不便,往返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当时,区里办了一个财贸系统的培训班,他在负责,实在走不开,思忖良久,张富清决定留下来,他东拼西凑借了两百块钱寄回老家,附上一封长信,劝慰母亲安心治病,并一再保证等忙完这一阵子就回家看望她老人家。过了没多久,老家的电报又来了,母亲走了。那一晚,张富清向着家乡的方向长跪不起,他内疚啊,生他、养他、教他的小脚母亲走了,作为儿子不但没有床前尽孝,就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从这一天开始,自己就是没有娘的孩子了!张富清号啕大哭。他向着老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妈,恕我不孝,恕儿不孝啊!
十年浩劫开始了,张富清未能幸免,第一批被打倒批斗。一家人从三胡区委大院搬出来,一家人挤在一个四面漏风、摇摇欲坠的小木屋里,旁边是个铁匠铺。外面大雨屋里小雨,雨水滴到屋里,一踩一脚泥,干了就留下一地大大小小的土包。遇上大雨,屋里直接流成小溪,妻子孙玉兰挖条排水沟,把水引流到河里。在张富清大儿子张建国的记忆里,最可怕的不是下雨天,而是刮风,稍大点的风,木棚子“家”就被吹得晃晃悠悠,随时都有可能被风卷走。
冬天的凄风冷雨,夏天的电闪雷鸣、蚊虫叮咬,一家人蜗居在小木棚里煎熬着,一年又一年。张富清被扣发了工资,只有基本的生活费,一个月只有二十三斤半的粮食供应。他挨过整,受过打骂,他什么也没说,只觉得心疼。
张富清的两个儿子张建国、张健全在回忆起三胡区岁月时说,那里留给他们更多的是屈辱。哥俩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他们两个坐在自家门前,同班的小男孩一边骂一边朝他俩扔石头,少不更事的兄弟俩便捡起石头反击。正在这时,三胡区的一个造反派头头路过,看到孩子们打架,责骂张家小哥俩是狗崽子想翻天。张富清家的小黑狗看到小主人被人呵斥,便冲着那人“汪汪”狂吠。那人被狗吓了一跳,顿时勃然大怒,喊着张富清的名字骂道:如果你不杀了这条狗,我就整死你的崽!张富清含着眼泪,握着绳索走近小黑狗,瘦骨嶙峋的狗睁着黑亮清澈的眼睛,静静看着张富清,不逃也不叫。这只小狗在别人眼中也许只是一只普通的看门狗,但只有张富清一家人知道这只狗存在的分量,它是大女儿最好的玩伴。此刻,小黑狗的眼神无辜而又幽怨,它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它心甘情愿地领受来自主人的惩罚。在妻子、儿女的哭喊声中,在那位霸蛮的干部的咒骂声中,张富清亲手吊死了自己收养的小黑狗。这位曾经浴血沙场的人民英雄在那一刻是多么的虚弱,多么的无能为力,他保护不了家人,甚至连一条狗都保护不了。他握紧了拳头,青筋暴突,俄顷又松开了手,他觉得世道不会永远如此,一定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
不久,张富清再一次被放逐,这次是一个更加偏远的小村庄。
他白天做苦工,夜里就睡在牛圈上方,木板上垫一层薄薄的稻草,与跳蚤臭虫蚊子睡在一起。一次,妻子孙玉兰让儿子去给他送衣服,儿子走了一天,终于到了父亲下放的地方。天黑了,儿子只能第二天回家,那天晚上,儿子被跳蚤臭虫蚊子叮咬得一夜没睡,回到家里,儿子边哭边将父亲的境遇告诉妈妈,孙玉兰心疼得直掉眼泪。
儿子一边抽泣一边转述着张富清对家人的叮嘱:日子不会一直这样的,一定会好起来的,要相信党,相信国家。
1975年,五十一岁的张富清恢复工作,调往酉水上游古镇卯洞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那是一个春和景明的日子,张富清带着他们的四个孩子坐着拖拉机,一路翻山越岭,沿着酉水走过绿水镇,走过漫水乡,终于到了卯洞。年过半百的张富清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全情投入到工作中,他带领乡亲们修路、开荒植树、办畜牧场,他要把丢失的十年找回来。以前的高洞区没有公路,只有一条修了近十年却未曾修好的路基,那是高洞与外界沟通的唯一的道路。张富清带领施工队伍沿着酉水的支流,步行走到了指挥部,和民工一起吃住在悬崖峭壁之上,同吃同住同劳动。修路中遇到很多难题,张富清与大家一起抡大锤、打炮眼、开山放炮,和大家一起手挖肩抬。两年多的时间,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使海拔一千多米的高洞终于通了公路。四年后,张富清工作调整离开的那天早上,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翻山越岭赶来送他,这是人民给予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最高礼遇。
1979年,张富清被调回到来凤县城,先后担任县外贸局副局长,建设银行来凤支行主持工作的副行长,直到光荣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