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涯

故乡人民的儿子谢晋（第2页）

后来，他还利用在杭州开会的间隙连夜赶到杭州湾畔慰问参加围涂的民工。那天海边非常冷，谢晋穿着一件军大衣，戴着一顶绒线帽，他一个工棚一个工棚地去看望围涂民工，看到民工们在辛劳了一天后吃的伙食比较差，便当即从口袋中掏出一部刚获奖电影的5000元奖金交给在场的县领导，要领导为民工们买点儿肉改善生活。

谢晋导演离乡70余年，可以说，他是一位游子，但这位游子一天也没有忘记过自己的母亲，他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对故乡的那种执着的情和爱，几乎到了刻骨铭心的地步。而他那对故乡的爱升华为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又通过电影艺术，融入了他的心灵血液，汇成了他独特的气质、品格、情操和美学趣味，他的许多震撼人心的作品，无不与此有关。

二

2001年10月2日，一个秋高气爽的好日子，刚刚拍完电影《女足9号》的谢晋，趁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回老家上虞作短暂的休息。如倦鸟返林，像将士归营，晚年的谢晋对于故乡这块土地是越发的魂牵梦萦了。如果说，壮年时期的谢晋回故乡，较多的是侧重于他电影艺术活动的话，那么，晚年时期的谢晋回故乡，则纯粹是一种思乡之情所引发的缠绵和牵挂了。

谢晋在这次短暂的故乡之行中先在上虞宾馆休息了一下，然后便回到了谢塘镇上那幢自己建的二层小楼中。

谢晋这次回家过中秋带了好几盒月饼，分送给他在家乡的几个老朋友。其中一盒送给了笔者，在装着月饼的纸袋里，他还给笔者留了一封信和一张《文艺报》，信是这样写的：“小顾，我今天回谢塘住几天，主要想躲起来，修改《石头说话》的剧本和导演构思。10月7日返沪。中秋佳节带上月饼一盒，祝节日愉快。我每读到有启发的文章，老想到你今后的创作道路，附117期《文艺报》，《一个作家和一个城市》不知你读过没有，我想你应该与故乡结缘了，谢晋。10月2日。”信后面用回形针别着一张《文艺报》，在他列举的那篇《一个作家和一个城市》的文章中，他用铅笔在文章开头一节的末尾，加上了一句曾令我十分惭愧的话，那段话的原文是这样的：“当我们想起一个作家就会想起一座城市，当我们说起一座城市就会想起一个作家的时候，你会发现，作家与城市已经不可分了。比如，但丁与翡冷翠、狄更斯与伦敦……如国内，我们也有老舍与北京、陆文夫与苏州……”在这两句话的后面，谢晋用铅笔画了一下，然后便在旁边加上一句“顾志坤与上虞。”

这句显然包含着谢导殷切期盼和浓浓鼓励色彩的话，自然是我所不能承受的，当然，是更不会受宠若惊的。但我却能感受到这是谢导对我的托付，这托付是沉重的，但又是不能推却的。因为，这其实也是埋藏在谢导心头多年的心结和愿望，这心结和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谢导的身上竟越来越强烈地流露了出来。

终于有一天，也就在那个中秋节后不久，他在一次回家乡休息时，又把我召到了他谢塘镇上的那幢小楼里。不过，这次他送给我的则是一本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漠祭》。

谢导那天显得很闲适，身上套着一件宽大的休闲服，刚刚剃过胡须的脸上有点肿，但气色还不错，说明昨晚充足的睡眠已使他疲劳的身体得到了恢复，那天我们俩就面对面坐在小楼的廊沿下。秋日午后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射在我们的身上，忽然间，谢晋笑了，这说明他今天的情绪十分好，他想找人聊天了，这时候你可以与他谈任何事，说任何话，当然，还包括受人之托请他签名和题词。

徐大雯老师为我们俩各沏了一杯茶，透过淡淡的茶雾，我看到谢导的膝盖上摊着一本显然已被他翻皱了的《大漠祭》。他曾在电话中与我说起过这部书，他问我有没有读过，我说这部书我知道，但还没有读过，于是他说，我这里有一本，你过来吧。现在，他把这本书打开了，然后脸色便一下子凝重了起来，那模样就像是进入了电影的片场一样的严肃，令人不觉得有一种紧张和肃然的感觉。停顿了一会儿，他忽然说：“坦率说，看了这部书，我才知道中国西部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中国贫困地区农民生活的艰辛和悲苦，我看了感觉到浑身发冷，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因为我没有读过这部书，所以我无言以对，只好静静地听着。忽然，他将那本《大漠祭》合拢，顺手递给了我，然后，用那双充满着**和睿智的眼睛盯了我一会儿，突然说：“你也应该写这样的一部书，应该说，在我们家乡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是可以而且应该写得出一部大作品的，你应该是出作品的时候了。”接着他又说：“你看看，上虞这块地方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是多么的丰厚啊，你可以把章镇、丰惠、崧厦等一些地方的地域特色和风土人情捏拢到一块，也就是说要突出地方特色，作品的语言尽量要有吴越风味，你甚至可以写它几十年，上百年，从新中国成立前，比如从前清、民国写到现在，还可以写一写强盗，比如双枪王八妹和国民党八十八团团长田胡子……”呷了一口茶，谢晋叹息了一声说：“我上次说你应该与故乡结缘了，这话不仅对你说，其实也是对我自己说，这些年我也老是在思考这件事。虽然我至今已拍了几十部片子，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还没有真正为自己的故乡拍过一部片子。因此每当上虞的乡亲们问我何时才能为家乡拍一部片子时，我心里感到非常的内疚和不安。我总觉得欠了乡亲们一笔‘债’。可这笔‘债’怎么还，我无法作出肯定的回答，所以我希望你能沉下去，沉得越深越好，这就好比挖井，浅的地方可能也有矿藏，但真正的富矿肯定在井深之处。只有这样，你才能写出好作品，大作品，到那时候，就由我来把它改编成电影。这样，你我都可以对家乡有所交代并且结缘了。”

这是我与谢导相识二十几年来第一次听他如此坦诚地谈起这件事。我承认，我当时很感动。我感动并非因为他这样的信任我，鼓励我，而是他如此坦率地向我敞开了心扉，像朋友与朋友之间那样敞开了心扉。坦率说，谢导并没有欠故乡这样一笔“债”，他其实已经做得够好了。在他所拍的电影中，故乡的素材是他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和宝库。那故乡的灵山秀水，那故乡的风土人情，尤其是故乡贤人志士的故事，从小就铭刻在他的心里，令他着迷，令他敬慕，从而铸成了他与故乡难以割舍的情愫，而这种情愫又渗入到他的血液和骨髓之中，成为他电影创作中独特审美情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可以这么说，故乡留给谢晋的印象既是丰富的，又是复杂的。

作为一个富有个性又极具独创性的艺术家，谢晋的生存环境在后来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他的艺术灵魂却始终在生他养他的这块故土上漫游与寻觅。与新时期艺术创作的寻根热中那股返回自然、投身荒野、寻求原始生命野性**的潮流所不同，谢晋所追求的是发生在故乡的那种他所熟悉的甚至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生活和故事。

他从生活的一角切入，把这些生活和故事，进行细腻而深刻的描写，从而亮出了故乡的社会面貌和历史特征。综观谢晋电影创作的人物画廊，他的一些以故乡素材为背景的电影，无论是写农民、写艺人还是写知识分子的，大多展示了他这一创作原则。从一个具体的人身上，从一件很小的事情上面，甚至在一个很细微的情节上，使观众体味到了谢晋在把握人物方面的准确，在处理情节方面的独到，从而为观众展示了艺术化了的故乡形象、生动、性格鲜明、又富有浓郁时代气息和生活实感的斑斓画卷，构成了江南水乡特定时代农村生活中的系列形象，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舞台姐妹》可以说是谢晋最早涉足故乡题材的电影。在这部片子中，谢晋的赤子之心，在故乡的土地上作了一次最酣畅的漫游。

该片既写了他故乡的“草头班”浪迹天涯的悲惨生活，又写了一对越剧姐妹春花和月红的舞台生涯和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反映了旧社会艺人的坎坷命运及她们的反抗与觉醒。在影片中，谢晋运用极富哲理的唱词、台词来点明戏剧小舞台与人生大舞台、台上做戏与台下做人的有机联系。“台上悲欢人常见，谁知台外尚有台。”“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

在着意于影片的哲理性追求的同时，谢晋在影片的抒情性与浓郁的民族风格方面也展示了他对故乡景色的钟情和眷恋。在整部片子中，谢晋择取了大量的他曾经耳濡目染的乡土素材，对细节进行了真实的甚至是近乎写实的描写和刻画。那小桥，那河流，那水台、庙台、山台、祠台、楼台，那服饰，那礼仪，那习俗甚至那语言等，通过摄影机的镜头，一并推到了观众们的面前，简直使人感觉到是在欣赏一幅幅流动的江南水乡的艺术长卷，令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故乡丰腴而肥沃的文化和物质土壤，是谢晋电影创作中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和源泉，是托举谢晋实现艺术高峰的理想和梦想的发祥之地。如果说，《舞台姐妹》和《秋瑾》是谢晋在故乡大地根植的艺术之树上结出的丰硕果实的话，那么，他在其他影片中所融合、镶嵌或嫁接的大量故乡素材则是他所根植的艺术之树上生长出的一片片青翠欲滴的绿叶。

到目前为止，谢晋较为完整地以故乡题材为背景拍摄的影片还只有两部，即《舞台姐妹》和《秋瑾》，但这并不妨碍他将故乡的许多素材移植在他其他的作品中。如在《青春》和《春苗》影片的外景中，我们可以一眼看出许多绍兴特有的景物、特产、风光店铺、工具和服饰等。在电视剧《辛十四娘》的场景中，江南第一庙曹娥庙多次出现在片子的背景中，而这又是他竭力地将摄制组“强拉硬拽”过来的。由他儿子谢衍执导的《女儿红》的外景，是他带着儿子回故乡一个一个落实的。即使在别人拍的电影和电视中，他也要“插一脚”，千方百计将他们介绍到自己的家乡来。《围城》在白马湖春晖中学拍了数十天，这是谢晋的母校，他自然要把摄制组介绍到这儿来。在黄健中拍的《贞女》一片中，谢晋将家乡一个守寡的亲戚因晚上寂寞难耐而数铜板的细节提供给他，从而使影片增色不少。

历史是一条没有尽头、永无止境的长河，作为一个自幼喝着曹娥江水长大并承受过故乡文化熏陶的大艺术家，谢晋的脉管里流淌的永远是故乡那特有的血。而他的艺术之魂也始终在生他养他的这块故土上漫游与寻觅。他身上那种浓浓的乡情、乡思、乡恋永远也不会消退和改变。并且，随着年岁的增大，已经深深地渗入到他的骨髓之中，成为他作为一个大艺术家独特的审美情趣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来源和组成部分。

一直对故乡抱有歉疚之意并渴望反哺故乡、回报故乡并与家乡结缘的谢晋在一次拍片的间隙，终于决定要用自己手中的摄影机为家乡拍一部影片了。经过再三的斟酌和考虑，他决定要把发生在家乡的那个经典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先搬上银幕。此前他曾要去了我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部分章节。他对我说：“你写小说，我拍电影，我们互通有无，争取双双成功。”可以这么说，谢晋对拍摄这部片子的信心是很足的，他所在的恒通影视公司与家乡的政府一起，不仅在许多媒体上做了广告，向海内外征集剧本，他自己还不断地来信来电，了解剧本征集的进展情况，对一些质量较好的本子要求先寄给他看。有一次他甚至还专程回到家乡，到设在家乡文联的剧本征集办公室，将剧本一本一本摊在桌上，亲自阅读那些从四面八方寄来的剧本和提纲。然而，艺术毕竟是有其严苛的标准和规律的，尽管谢晋真心实意地渴望着想以“20世纪90年代的眼光”来拍摄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尽管他对家乡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和报恩之意，但艺术家的良知和责任最终还是使他坚守住了艺术的准则，当他认为所有征集的剧本都无法达到他所要求的拍摄标准时，他便毅然决然地予以放弃了。在一份给剧本征集办公室负责同志的信函中，谢晋这样说：“由于目前已有一部新拍摄的‘梁祝’上映，并还有几部同类题材的电影、电视连续剧正在拍摄之中，为了避免‘撞车’，我们决定暂不投拍，等时机合适时再考虑……”

这件事成了谢导终生的遗憾。以后每说起这件事，他都会流露出深深的歉意。但尽管如此，谢导这样做是对的。因为他是一位负责任的、清醒的艺术智者。他不会为了报答故乡之恩而去搪塞一部粗制滥造的影片。这是对故乡的愚弄，更是对艺术的亵渎，尤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给了谢导以深深的启迪和思索，他认为，无论拍《梁祝》也好，拍故乡其他题材的影片也好，必须要以新的视角、新的思维去观照和思考，并且去勇敢地面对挑战和困惑。因为故乡的一切都在变，变化太大了。艺术家只有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才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历史才会在他的脚下延伸和发展，他是这么认为的。

一年后，我创作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正式由南京出版社出版。

我在一次趁他回谢塘老家休息时将一本样书送给了他，他十分高兴地将书翻来覆去看了个遍，然后从茶几上取过一支笔，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梁山伯与祝英台，千年万年不分开，将家乡优美的传说传遍全世界。”他说：“你的书出了，我的电影没拍成，心愿还是没有了，很遗憾。不过，不要紧，创作一个好作品不是那么容易的，要看机会，我想机会总会有的。”

然而，这样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了。

三

与谢导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8年春节的前一天，大年三十的下午，这是每年春节期间我去见谢导的老惯例。因为正月初一省市有关领导要到他家里拜年，我们在场多有不便，再说我们老朋友见面，总想多说说话，兴许还要陪他喝上几盅，因此我就提前一天去见他，当然，也会顺便给他捎上一点儿过年的土特产。这些土特产自然是不能让谢导看到的，看到了他就会不高兴，然后亮起大嗓门儿说：“小顾，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也变俗了。”

像以前每次见面时一样，谢晋三句话不离本行，聊着，聊着，便又开始聊到他的电影创作上。他聊电影时的精神状态每每总是十分亢奋的，有时甚至会手舞足蹈，旁若无人。他那洪钟般的声音，能穿透围墙，即便在房子外面，也能听得十分清楚。尤其是他那双被浓密的褶纹包围着的眼睛，睿智而充满着**，仿佛有一团烈火在燃烧，感染着他身边的人。谢晋那天把我引到了他家的客厅里，因为外面已经飘起了雪花，客厅里这时正燃着一只煤油炉，那红红的旺旺的炉火，使客厅里充溢着一种温暖和温馨的感觉。坐下后，他叫女婿郑德森为我沏了一杯茶。正好阿四探进头来，谢晋便将他唤住说：“阿四，把我房间里的那个本子拿来。”阿四“嗯”了一声，转身上楼去了。

在喝茶时，我看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正堆着一大堆与电影有关的资料，谢晋过来翻了一下，从中抽出几个已装订好的本子笑着说：“你看看，这就是我下一步要拍的电影。”我翻了一下，其中有本子，也有大纲，如《江湖祭》《大人家》及《乡村女教师》等。有些本子似乎还不是最后的定稿，因为旁边的空白处，已被谢晋改满了文字，或者打着大大的问号。有一页，被谢晋那支粗粗的笔，从头画到底，差不多需要重新改写了。正说话间，阿四从楼上将那个本子拿来了，谢晋接过来，递给我，我一看，影目叫《中国桥魂》。与其说这是一个本子，还不如说是一个大纲，抑或是一个电影剧本的雏形，因为总体看起来，还觉得比较的粗糙，但这部又被称为《桥魂》的片子在媒体上早被炒得十分的火热了。看得出，谢晋对于这部以茅以升建造钱塘江大桥为背景的影片是倾注着极大热情的，他曾在多次场合中提起过这部片子，又多次来杭州与有关方面洽谈拍摄这部片子的事。这就是他行事的风格，也可以说是他成功的秘诀，要么不干，干了，就一定要干好。

已是大年三十了，家里的年货还未准备好，在听了谢导那些宏大的拍片计划后，我决定告辞了，但他却将我制止了，一本正经地说：“你急什么，年货什么时候不能买。”于是我只好坐下来。这次，谢晋则与我大谈他的另一部片子《江湖祭》的创作构思了。

望着这位一聊起电影就会两眼放光脸色通红的大导演，我的心里真是感慨万千。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是为电影而生的，他的生命中不能没有电影，他甚至渴望着为电影去死，诚如他自己常说的：“我以后也要像黑泽明一样，倒在摄影机旁。”

他这话不是开玩笑，而是真诚的。他不希望自己以后老死在**，而是渴望像英雄一样轰然倒在摄影机旁，像战士一样倒在战壕里和疆场上，悲壮而荣耀。然而，无论他的拍片计划多么庞大和宏伟，他的雄心壮志又多么震撼和感人，他毕竟已经85岁了。也就是说，他老了，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其实，他已经到过顶峰了，而且至今仍无人能够超越他。作为一个功成名就者，他完全可以“金盆洗手”了。但他却不愿意这样做，即便孤寂和冷漠在时时地伴随着他，他也不愿意退缩和放弃。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他固执的性格使然吗？是他对电影的狂热所致吗？是他害怕失去观众后所带来的孤独和寂寞吗？还是诚如他一直所说的：“我最好的片子还没有拍出来，我还要拍下去……”

那么，上苍真的会给这个电影之子最后一次机会吗？

在经历了2003年阿三去世的那次打击后，我确确实实地感受到谢导真的一下子老了。我曾经在阿三去世后不久在上海的绿杨邨饭店请谢导吃过一次饭，那次饭后我送他回江宁路家里，因为是一个天气晴好的晚上，我们就在人行道上边散步边聊天，虽然走得并不快，但我发现他走路时的脚步和节律已经没有先前的那种干脆和利落，而是有一种疲沓拖地的感觉了，而这症状正是一个人开始衰老的迹象。于是，在走过一个转弯处，看他心情还不错时，我便小心翼翼地劝他说：“谢导，年岁不饶人，您的电影已经达到这个高峰了，至今也无人能超过您，我看您也该休息休息了。”没料这句话竟引起了他的警觉和不满，他立即停住步子盯住我：“你认为我已经老了吗？”我一听连忙解释说：“不是，不是，我是说您拍了一辈子电影，可以说功成名就，也该享享清福了。”然而什么事也瞒不过他的眼睛，尽管我作着种种的分分辩和解释，他已听出我话中的含义了，便突然之间亮起嗓门说：“有人以为我老了，不行了，要我学会放弃，我放弃什么，现在主要是没有好本子，只要有好本子，我照样拍一部大片子给你们看看。你相信吗？”

现在，离上次绿杨邨饭店吃饭已过去5年了。这位多次声称一定要倒在摄影机旁的电影人竟依然热情不减，而且一下子竟拿出了好几个本子，其勃勃雄心，令人敬佩，也令人忧虑。

我在那天离开谢晋家里时，发现在一叠资料里，夹着一张手掌大的小纸条，小纸条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排列并不规则的字，兴许是写者在看电视或聊天时随意书写的，书写者是谢晋，纸条上的文字是这样的：中国桥魂。纪念钱塘江大桥建成70周年，编剧柳建伟，导演谢晋。2007年9月20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0个月以后，即2008年的12月17日下乡，我竟在谢晋上海家的客厅里又见到了这张小纸条。小纸条被夹在一本《于伶传》里，我在随意的翻动间，发现了这张小纸条，文字依旧、纸条依旧，而主人却顾自走了。

睹物思情，令人百感交集，唏嘘不已。可以相见，在这10个月的日日夜夜间，小纸条就这样摊在主人家的茶几上面，主人可以与它日日相见，也可以与它日日对话。它为谢晋带来了牵挂，带来了幸福，自然，也为他带来了希望和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