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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 治水拓荒绿桑梓（第1页）

下编治水拓荒绿桑梓

通智修渠移民

通智（？—1757年），马佳氏，清朝满洲正黄旗人，曾任大理寺卿、盛京工部侍郎、兵部左侍郎及兵部尚书等职。雍正年间奉旨来宁夏开挖惠农、昌润两渠，并整修唐徕、汉延、大清等渠，在宁夏水利发展史上有卓越贡献。

唐徕渠、惠农渠、昌润渠三条大干渠是宁夏银北农业的命脉。惠农渠、昌润渠系通智所修，唐徕渠后段是通智疏浚的，说通智是宁夏银北农业的奠基人，一点也不过分。至今，银川以北带“通”字的乡村地名就有20多个，这都是为纪念通智而流传下来的。

清朝建立后，宁夏石嘴山属地，包括贺兰县的大部分地区都是通智治水、开发移民的区域，为此雍正皇帝先后下了十几道圣旨；朝廷分4次动用了40多万两银子，有十几位侍郎以上朝廷官员参与此事。在石嘴山属地一次新修两大干渠，开发移民两个县，在宁夏历史上规模空前。

关于石嘴山的权属

历史上的石嘴山属地是指古代查汉托护滩地，是宁夏黄河冲积平原的一部分，从现在银川市贺兰县沿黄河的乡镇到石嘴山黄河大桥，包括平罗县二闸乡老户村以北，原惠农县全境的广大地区，长80公里，宽10～30公里，大约1000平方公里的地方。历史上这里人烟稀少，地势平坦，杂草丛生，是个天然牧场，也是最有农业开发潜力的地方。在秦统一中国以前，匈奴等在这里游牧300多年。秦统一中国后，两汉及各朝代也在这里置县发展农业，但由于人口稀少，没有规模，也没有形成发展农业的基本灌溉条件，北方一些民族在这里游牧过，但都居无定所，时断时续。在明朝统治的200多年间，这里地处边陲，战事频发，宁夏卫派重兵把守，大部分地区禁止游牧活动。

清朝建立后，从顺治年间开始，长期居住在黄河以东的鄂尔多斯蒙古部，开始在石嘴山属地游牧，宁夏灌区的农民也在这里陆续开发种地，黄河两岸宁蒙地方政府都对所管辖的行为给予默认，从顺治年间到康熙末年，对查汉托护滩地的权属争夺持续了60多年。

贺兰山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的乐园，至今还留给后人许多珍贵的岩画，这不能不说是游牧民族的一个伟大杰作，也为鄂尔多斯蒙古部争夺这块地方留下了佐证。

明朝统治时期，这里的戍边将士和百姓为保卫国家的安宁付出了代价。国家统一了，战争结束后的和平环境，人口自然增加了许多，他们要在查汉托护这块地方发展农业，所以对查汉托护的争夺不断升级，惊动了朝廷。宁夏卫当时属于陕西管辖，政治地位跟鄂尔多斯郡还有区别，虽然多次向陕西总督反映，但终不能得到解决，民间争夺僵持不下，矛盾不断激化。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鄂尔多斯郡王松阿喇布上书康熙皇帝，要求准许鄂尔多斯蒙古部在石嘴山地区合法游牧，讲了很多历史渊源和游牧的理由。早在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为平息噶尔丹叛乱，康熙帝率军亲征时就曾到过宁夏：康熙帝第一天晚上住宿姚伏营；第二天晚上住宿平罗北门威镇营；第三天晚上住宿哨马营（遗址在今惠农区红果子工业园区附近）；第四天晚上住宿在石嘴子西南的省嵬营。所以，康熙帝对石嘴山（查汉托护）有较深的印象。康熙帝没有简单地批准松阿喇布的奏折，而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沿贺兰山由北向南在现在的惠农区设了4个墩台，历史上也称“四墩子”，墩台修筑得很大，占地都在200平方米以上，有六七米之高，4个墩台的位置和名字在清朝平罗县的地图上清晰可见，圈出去的面积几乎占查汉托护的一半。墩台西南由宁夏卫管辖，允许宁夏农民开发农业。墩台东北由鄂尔多斯蒙古部“暂行游牧”。这4个墩台现在只有惠农区小墩湾墩台基本保存完好，仍然见证着当年康熙皇帝的御批。仅凭4个墩台就能挡住游牧民族的牛羊吗？康熙皇帝的圣旨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反而使鄂尔多斯蒙古部游牧民族的放牧活动更加合理合法化。他们大摇大摆地把黄河以东大量牛羊向石嘴山（查汉托护）迁移，逐步向4个墩台西南发展，致使游牧的范围越来越大，农民与游牧民的矛盾更加突出。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时任宁夏总兵范时捷奏请康熙帝，要求重新划定宁蒙边界。他在奏折中明确提出以黄河为界，黄河以西停止鄂尔多斯蒙古部游牧，用来发展农业。康熙帝批准了范时捷的奏折，颁旨命令蒙古鄂尔多斯部从石嘴山牧地全部渡河东迁，宁蒙以黄河为界。至此，长达60余年的查汉托护滩地权属争夺终于画上了句号。

通智修渠与开发移民

清雍正二年（1724年），陕西总督年羹尧上书雍正帝，改宁夏卫为宁夏府，属甘肃省管辖，正式行使府级政权，这为查汉托护开发移民打下了基础。

清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清朝总理事务四大臣之一、吏部尚书加太保、曾权倾一时的朝廷重臣隆科多，从京城来宁夏视察水利工程。隆科多是康熙帝的小舅子，雍正帝的舅父。这位朝廷大员在视察之后惊奇地发现：石嘴山属地这块颇受宁蒙争议的地方原来是块宝地，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开发利用，且地势平坦，便于引黄河水灌溉，发展农业潜力巨大。隆科多回朝后，立刻奏请雍正皇帝，请朝廷出钱并派人主持石嘴山地区的开发移民。与此同时，甘肃巡抚石文焯也有同类奏折送呈。为了慎重处理此事，雍正皇帝根据隆科多和石文焯等大臣所奏内容，命川陕总督岳钟琪和大理寺卿通智再到宁夏实地察看并提出意见。三个月后，岳钟琪上奏雍正皇帝，证实了隆科多、石文焯开发移民意见的真实性、可行性，并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开发移民方案。同年七月，朝廷决定将大理寺卿通智提升为兵部侍郎，主持石嘴山的开发移民事宜，派侍郎单畴书和大理寺卿史在甲为副手，派岳钟琪为督臣。在部、道、府、州、县挑选15名官员，又奏请兵部，从各地驻军中抽调12名武举将士参加，按开发移民的需要内设若干机构，分司其事，开发移民工作的班子就这样组建了起来。开发方案确定之后，朝廷立即从国库拨白银16万两，作为查汉托护水利工程和筹建两座县城的第一批专项银子。古老的黄河塑造了黄河文化，也促耕了宁夏平原这块肥沃的土地。自古以来，黄河就是一条不受约束的游龙，多少年来在宁夏平原穿梭，既是河套平原的水利，也是水害。通智要开发查汉托护这个地方，首先要解决黄河水四处漫延的问题。

清雍正四年七月工程开工，通智制订了详细的开发方案。首先从永宁王太堡开始，向石嘴子修一条防洪堤坝，直线距离100多公里，实际上弯弯曲曲要修160多公里，才能达到解决黄河水患的目的。通智把招募来的几千名民工一分为三：一部分日夜奋战，修筑黄河堤坝；一部分开掘惠农渠、昌润两渠；一部分修筑新渠、宝丰两座县城。

银川平原的地势由南向北落差近百米，从上游引黄河水灌溉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自秦朝建立以来，宁夏灌区就有引黄河水灌溉的成熟技术，而且古老的秦渠、汉渠、唐徕渠，千百年来滋润着银川平原这块肥沃的土地。经过详细勘察设计，通智把惠农渠引水口选在青铜峡叶盛堡东南陶家嘴附近的花家湾一带。这样，黄河水从青铜峡口顺流直下，基本不受黄河水位涨落的影响。将昌润渠开口选在宁夏县溜山嘴子这个地方，基本延续了六羊河的走向。修建若干个闸、桥、涵、支渠、退水等引水设施，就能形成一个完善的灌溉系统。

惠农渠、昌润渠设计科学合理，体现了通智这个开发团队的聪明才智。惠农渠从花家湾引水口开始，堤坝在青铜峡和永宁境内低于地面，运行安全可靠，两岸无法偷灌。进入石嘴山地区的开发区域，渠堤高于地面，随处可以开口灌溉。“惠农渠设计入口宽十三丈。到两个渠梢段各四五丈不等。渠底深二三尺、五六尺不等。”开挖惠农渠的土方工程量很大，根据干渠的走向，地势高的地方向下开挖，地势低的地方培土垫方。新开支、毛渠200多条，长约500公里。设计了中到大桥22座，中到大闸、涵洞30余座，小桥小涵洞数以千计，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干支毛渠灌溉体系。两大干渠设计共开发土地两万多顷，计划招募移民10万余人。

银川平原自流灌溉条件得天独厚，黄河水从上游自流引入农田进行灌溉。渠系多余的水和农田里的积水，通过各种退水渠、退水沟以及渠道下面的涵洞，自然退入黄河，所以这里有“天下黄河唯富一套”之说。惠农、昌润两大干渠和灌溉体系形成后，通智“设通判以司水利，置营弁以备防汛”，“通判”和“营弁”是专门设在这里的两个机构。“通判”相当于现在的干渠管理处和水管所，专门负责用水的计划调度、管理和渠道安全；与现在相比，多设“营弁”，也就是整个干渠系统设了两个50人左右的防洪防汛队伍，专门护理和维护黄河的堤坝和渠道。这次由朝廷直接主持的石嘴山地区开发移民，绝不是解决粮食或者其他问题的权宜之策，而是立足富民强国的百年大计。所以，在查汉托护这个约1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增设新渠、宝丰两个县制机构，每县设堡20个左右。史料有“立县堡以膺民社，建学校以育人才”的记载。开发移民方案确定后，新县城同惠农渠等开发工程同时动工建设，新渠县位于今平罗县姚伏镇田洲塔东南0。5公里处。清雍正四年（1726年）开工建设，城池南北0。5公里，“城墙高二丈六尺，护城沟宽七尺，深六尺”，设南北两道城门，南门名曰“赐福门”，北门名曰“纳秀门”。城中建鼓楼一座，分东、南、西、北4个鼓楼洞，东曰“就日”、西曰“瞻云”、南曰“呈福”、北曰“览胜”。宝丰县城也同时开工建设，城址在今平罗县宝丰镇，规模与新渠县城同样大小，设计基本一致，个别地方略有变化。“城墙高一丈六尺，宽一丈三尺，护城沟宽七尺，深六尺”，设南北两个城门，南门曰“文福门”，北门曰“黄宝门”。城中建鼓楼一座，设4个鼓楼洞，东曰“捧日”、南曰“观润”、西曰“澜霞”、北曰“笼翠”。新渠、宝丰两座县城同时建造，宝丰正式设县比新渠设县迟两年，设置时间主要根据移民的数量和进度决定。

据史料记载：通智接受石嘴山地区开发移民任务后，最发愁的既不是银子，也不是技术和民夫壮丁，而是工程所需的石头、铁、煤炭、瓷器等原材料。石料是建涵闸必须用的材料，可以到贺兰山开采，但修涵闸所用的一些部件，必须要用铁铸造，还要春、夏、秋、冬四季施工，开工后不能停工，民夫在生活中需要的煤炭和大量日用瓷器，要从陕西、甘肃远途运输，仅是时间一项就拖延不起。

通智作了一番调查后，发现了石嘴子这个地方的优势。在清朝统治的六七十年间，石嘴子的煤炭业、冶铁业、制瓷业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发展，不但煤和铁的质量上乘，而且数量非常可观。这样，石嘴子的石料、煤炭、铁、瓷器等原材料源源不断地送往各个桥、涵施工现场和两座县城工地，不但解决了通智的老大难问题，而且大大节约了施工成本。通智在惠农、昌润两渠，新渠、宝丰两县建设完工后，非常感激石嘴子这个地方，拨出银子在石嘴子专门建了一座土地祠（遗址在146队住址处），亲自撰写了《石嘴子土地祠碑文》，并上书雍正皇帝：“侍郎臣通智，大理寺卿臣史在甲，奉命董兴是役，方大功未举，计用石、铁、煤炭为数甚多，远运恒艰，爰于石嘴相度采取，托皇上天福，山川献瑞，应手而得，取石十万余方，铁五十余万斤，煤炭不下十万车，闸座、城堡不劳而成，且向之荒滩，今成沃壤，耕凿遍野，铁、石、煤炭取之不尽，更出干泥烧造瓷窑，以资民用，万户欢呼。”雍正皇帝朱批二十字：“此皆上天仁爱苍生之大德，朕以手加额览焉。钦此！”这是历史上最早记载石嘴山工业发展情况的珍贵资料，也说明石嘴山早在“康乾盛世”，就已经形成了煤炭、冶铁、制瓷等工业门类，造福于民。雍正六年（1728年），在石嘴山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县城建设快要完工的时候，雍正皇帝批准朝廷为查汉托护移民拨银15万两，专门用于移民搬迁，为后续招募移民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这次移民的主要方法是朝廷出面招募移民，也就是在干渠、支渠基本配套的前提下，以无偿分给尚未开发的土地为条件。每户一顷以上，以优惠政策招募移民。在开发土地、支毛渠配套、自建住房等方面，适当给予移民以银两补贴，每户补贴银子五到十两。移民对开发的土地有所有权，可以继承和买卖。周边地区的老百姓奔走相告，积极报名，所招移民数量很快就满足了这两个县的需要。查汉托护开发移民结束后，移民的领导管理机构就是新渠、宝丰两个县衙。新渠、宝丰两县是正规的清朝县衙模式，衙役胥吏一样不少。两县均设知县、典史、儒学、训导等官吏和为县署办事的三班六房。知县年薪40两银子，典史、儒学、训导等官吏年薪递减。三班是壮班、快班、皂班。壮班司值堂站班，催田赋兼缉捕；快班司缉盗、维护治安；皂班司仪仗、护卫。六房是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吏房管官制、官规；户房管户籍、财务粮租、地方杂税；礼房管学务、科举、祭祀等；兵房管武试、邮传、递解；刑房管狱讼、殴杀；工房管河道、水利、城工。县衙人员80人左右，包括民壮、马快、库子、禁卒、轿夫、马夫等。在县衙当差的这些人薪水很低，年薪也就七八两银子。开发移民的两个县实行堡屯制，主政为堡长，新渠县设18堡，宝丰县设24堡，堡名中三分之一以通智的“通”字打头。这些移民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技术、风俗、习惯，同时也带来了不同区域、不同色彩的文化。直到现在，这里仍然流行着踩高跷、耍狮子、扭秧歌、唱小调等文化活动。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在石嘴山这块昔日荒凉的黄河滩地上，经过通智的开发，沟渠纵横，支毛渠配套，村庄星罗棋布。朝廷开发移民大见成效，目的基本达到。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衡量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准，主要是看土地和人口的增加或减少。雍正二年（1724年），平虏千户所改为平罗县。据记载，当时共有耕地2。52万顷，总人口不到4万人。发展到15年后的乾隆四年（1739年），新渠、平罗、宝丰三县耕地面积增加到5万多顷，土地增长了一倍多，总户数达到1。65万户，人口达到15。84万人，人口数量增长了三倍多，这主要来源于石嘴山地区开发移民和移民生活稳定后的人口自然增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平罗、惠农等地移民开发的痕迹依然存在，特别是几百年来形成的村庄群落清晰可见，大户人家一家一座大院落，一个大土围子，还有一个大墓地，周边有几百亩耕地。小户人家也基本上是“十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个堡少则五六十户，多则一二百户，都是大姓人家，一个堡有二三十个姓氏。现在，这些姓氏依然繁衍着子嗣，传承着后代，就连通智修渠背土时发明的“背篼子”也在一直沿用。到人民公社时期，一个堡就是一个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村民委员会。两三百年来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宁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古老的石嘴山地区，农业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现代化，农民生活也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查汉托护”这个名字早已被后人忘却，取而代之的是“石嘴山”这个名字，有关那次开发移民的文字记载也散落在不同文献资料的字里行间，很少有人知道。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不能忘记通智这位石嘴山水利的奠基人，也不能忘记我们的先辈，为开发这片土地所付出的艰辛，更不能忽视这段历史带给我们的启迪！

（供稿：刘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