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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隧道(第1页)

时光隧道

当我决定挣脱所有牵绊,放下所有忙碌,不管是事业的还是生活的,慢慢打开关闭已久的时光隧道,思绪开始飞扬,跨过时空屏障,横亘了数十年的烟云岁月,若影若梦,有的模糊,有的清晰,恍如昨天……

小时候,邻家拉定叔讲故事,开头就是:从前有个老员外,养了三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文状元,二女儿嫁给了武状元,三女儿嫁给了愣汉。今天,我要讲的也是从前的事儿,不过我不用“从前”这个字眼了,我把它换成过去,故事也不是员外的故事,是我曾经亲历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懵懵懂懂走过来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沙漠里的小村度过的。学龄前的我还没有性别的概念,不知道害羞,每逢夏季多半会赤身**,男孩女孩成天像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地在一起耍,一个个被风吹日晒得黑不溜秋,一点儿也不讨人疼。听大人说,从来就没穿过干净衣服,成天灰头土脸,东跑西颠,没人管没人顾,按现在的时髦话叫“散养”。

小时候盼快快长大,长大了又怀念小时候。人常说:“岁月留不住,青春不回头。”我们怀旧,并非以前有多好,而是那时我们还小,大人们都在,我们可无忧无虑地玩耍。童年天真烂漫,尽管破衣烂衫、挨饿受冻,但根本就不在乎,今天遭了罪,明天就忘到九霄云外了。成天跑啊跳啊,还分不清何为苦,何为甜。原本以为成天喝着照见人影的糜米稀饭,吃着核桃大小的煮山药蛋拌炒面,再就点沙葱就是生活。如果家里谁过生儿,还能吃一顿软米糕,那真是赛过神仙。对我来说,那时的软米糕比现在的海鲜大餐不知要香多少倍。

尽管生活在困苦的年代,快乐的时光不比当下的孩子少。起码耳畔听不到因为做不完家庭作业招致大人歇斯底里的狮吼。懂事以后的记忆就变成了苦涩的,而且是刻骨铭心的。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将幼稚和天真丢得一干二净,极不情愿穿露屁股的破衣服。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童年的快乐时光被封杀在艰难的岁月里。我不记得童年最快乐的时间是哪年哪月,从我记事起就一直盼过年,盼放鞭炮,盼穿新衣服,盼一毛钱买十颗长得像骆驼粪蛋蛋一样的那种水果糖。因为穷,所有人都是一种生活品质,无须攀比,不用竞争,跟着时光度日月。过年的时候,大人给我们兄弟姊妹每人几个小鞭炮,不像如今鞭炮一串一串地放,我们是一个一个地数着放。

那时的鞭炮有红色、黄色、蓝色、白色、绿色,非常漂亮。

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毫不犹豫地把我送到学校。学校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所以我很高兴到学校去。学校是沙漠小村的民办小学,校舍是几间破败的土屋,沙柳棍做的教鞭,一盒粉笔,一只用毛毡子绑的黑板擦。土台子课桌,三四个同学坐一个长条板凳,讲桌也是土台子。在民办学校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课,一个老师教。老师领着学生朗读两遍课文,然后让学生自己读,教室里充满了震耳欲聋的朗读声。下一节课就是写生字,整节课鸦雀无声,学生一遍一遍地写生字。课本内容既简单量又少,以识字为主,那时我的背诵能力很强,常得第一。我们还学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我的课外读物是生产队夜校农民用的《农民识字课本》和《四角号码字典》,我经常翻看字典里的插图。

粉笔、墨水、蘸笔等教学用具,都是老师领着学生摘柠条籽换钱买的。每当柠条籽成熟的时候,老师便领着我们去采摘。学生像放出去的羊,漫山遍野都是,每人挎着一个驴料兜子,一出去就是半天。每次我都比其他人摘得多,老师常夸我手快。小孩经不起夸,越夸越卖力气,每次摘完,我的小手都被柠条刺扎得红红的,很疼。怕学生走失,老师指着一个最高的沙山说,同学们回来的时候都到那里集合。

在沙漠里,没有路可走,老师指的那个沙梁,就像大海里的灯塔,我们走出五六里路也能看到。回去的时候,老师站在那个高沙梁上,双手捧起细细的沙子,使劲抛向天空,同学们看见扬起的沙尘,开始集合,这是事先约定好的。

我有几个同学念到小学二年级就回了家,家长说学会几个“看门字”就行了。前些天,我回到了阔别四十多年的家乡,意外地见到了怀良,他说他给一家旅游景点看门,身体挺好,过得也不错,孩子们过着自己的日子,光景一天比一天好。是啊,人各有志,选择生活和生存的方式不尽相同,不能说哪种好哪种不好。现在的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之好恶,不能强求,哪怕你是智者也不行。

那时,卖货的地方不叫商店,叫供销社,买日常用品很不方便,要跑三四十里路。计划经济时期,不去供销社是不行的,锅碗瓢盆、针头线脑、灯盏用的煤油,都要从供销社买,买时得拿上各家的供应本,每买一样日用品,就要在供应本里写上。一月一斤煤油,全年两包火柴,总之所有日用品都是定量供给。每家每户烧水做饭都用沙蒿柴,用火柴的次数很多。

假如我们生火划两三根火柴还点不着的话,会被母亲一把推开,心疼地说:“这么糟蹋洋火,以后生吃吔!”

那时候,我就没见过抽烟用火柴点烟的人,多数是把长长的旱烟锅伸到灯盏的火光上点燃。最多的还是用火镰,这是一种很原始的取火工具,即用一块很硬的石头(叫火石),一块铁,在火石的边缘放一易燃的小绒球,用铁块敲打火石,会冒出火星,掉到绒球上,用嘴轻轻地吹,绒球慢慢地冒起了烟。

那个年代,成天和土地纠缠的农民,出去劳动,歌声震天,唱的基本是革命歌曲,如《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下定决心》等,真正的穷乐活,富忧愁。身处那个年代的人们,都被卷入时代的洪流中,接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浪卷浪舒,那时正值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对一切事情都懵懵懂懂。不知为什么,阴阳、神汉、神婆、算卦的、看风水的都销声匿迹了,白家大爷说牛鬼蛇神都逃跑了。

那时候,最流行佩戴毛主席像章,能有一枚像章,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戴毛主席像章比如今戴珠宝玉器要自豪得多。公社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学校分配十几枚毛主席像章,老师分发给学生。后来毛主席像章的款式越来越多,有铁制的,有瓷制的,有大的,有小的。我最喜欢的是一枚如一分硬币大小的淡黄色毛主席像章,得到这枚像章时,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现在想起来,我仍然很喜欢它。

那时生产队隔三岔五就开一次社员大会,忆苦思甜。队长绞尽脑汁想不出要给社员吃什么“忆苦饭”,社员家里天天吃的本来就离不开糠窝窝,比糠窝窝还难吃的东西真想不出来。于是,换一种做法,把高粱糠烙成饼子,烧一锅苦菜汤。

“苦大仇深”的斜眼福才端起一碗苦菜汤,拿筷子搅一搅,又把碗敲两下,斜着眼问队长:“你光让我们忆苦,能不能思一次甜?”

队长瞠目道:“甚?甚叫思甜?”

“你连思甜也不晓得,还好意思没完没了地给我们开忆苦思甜会?就是给大家吃一顿羊肉,羊肉越肥越好,就像你们开队委会吃的羊肉一样。”

顿时,社员们哄堂大笑,队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说不出一句话。就是这个斜眼福才,在忆苦会上扮丑搞怪的夸张表情常常逗得社员们笑得磕头祷告。一次忆苦会上,斜眼福才说:“旧社会,实在穷,没穿没吃活不成。喝凉水,拌粗糠,上面咽不下,下面把不下,你看害怕不害怕。”

几句顺口溜,他成了生产队的名人,被推举为贫协代表,头上的白毛巾换成了当时最流行的绿军帽,在帽子里塞上报纸,帽子四周棱角分明,他戴得端端正正。在他心里这样才显得精神,显得威风。从此,大队或是公社只要开大会,他都被请上主席台,不发言,不讲话,一本正经地端坐在那儿,目视前方。在他破烂的上衣兜里永远别着两支“金鑫”牌钢笔,其中一支钢笔的笔帽上拴着细铁链,另一头拴在纽扣上,非常醒目,人们一眼就能看到。下乡干部都别一支钢笔,他别两支。在他看来,钢笔代表一个人的文化水平。

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他由贫协代表升成了贫协主任,每天来学校检查工作,戴着绿军帽在教室里轮流走一圈,回到老师办公室,拿起一本书,打开来嘴不停地动,像是在默念,老师问:“主任,你看什么呢?”

“随便念念,好长时间没念字了。”

“主任,书拿颠倒了。”

“噢!我说字的腿腿咋都朝上了呢!”

办公室里响起一片笑声。

不知什么时候,贫协主任不声不响地消失了。再看见他是在暑假,他和其他社员一起在地里劳动,干活和从前一样卖力气,头上还戴着绿军帽,不过被太阳晒得几乎看不到绿色了。

伙伴

我的年龄还无力拿起劳动工具。暑假里,我和邻居四娃天天在一起玩,我们是好朋友,他既是我的邻家,又是同学。

我长他一岁,他大我一辈,我应该叫他叔。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回家,形影不离,他从不和我吵架,也许他以长辈自居吧。

我们上学的时候,要路过姓白的一户人家,他家喂着一条白腿黑身子的大狗,我俩每天上学和放学回家都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蹑手蹑脚绕开他家。尽管这样,有一次还是被他家的大黑狗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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