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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花的马鞍（第1页）

雕花的马鞍

我们塬上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家，迎娶新媳妇的时候，都会来我家借那个雕花的马鞍。牵一头枣红骡子或一匹枣红马，鞴上我家那雕花的马鞍，搭一床大红的绸缎被子，锣鼓唢呐颤颤巍巍地将新媳妇迎进家门，似乎是莫大的荣耀。

平日里那马鞍就放在我家碨窑里的槽台上，任灰尘落满。我们家里连一头毛驴都没有，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马鞍呢？祖母一看见我对着那马鞍发呆就会喊叫，鸡下蛋了，快收去，一个马鞍子有什么好看的。也想娶媳妇了？

稍大一些的时候，祖母和祖父便断断续续地给我说起了那个雕花马鞍的来历。我们的老家是黄河壶口岸边的一个大村落，叫良子伸，人多地少，难以拓展家业。上世纪初，我的曾祖父弟兄三人吆着牲口驮着籽种离家百里，到西北方靠近雪白山的地方开梢种地。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春种秋收，冬季里便又驴驮马拽地将一年的收成拉回老家，婆姨娃娃热炕头猫个冬闲。后来殷实了，就在靠近云岩古镇的南塬上置买田地，打窑安家。此地叫落东村。

祖父和祖母给我讲述这些陈年旧事的时候大部分是在下雨天，他们说两句都会朝碨窑的方向瞅一眼，好像那马鞍也有耳朵，单怕惊动了它或是怕有什么秘密被它听了去。

曾祖父有三个儿子，祖父为长，为人善良，没有进过学校的门，却装着一肚子戏文，弹得一手好三弦，人缘皆好。祖父说他的二弟名叫俊秀，人也俊朗，识文断字，双手能打算盘，曾祖父怕他太活泛心不稳，就早早给他娶了一房媳妇。没想到掀起盖头来，那媳妇不光说话咬字不真，脑子还不是十分清楚。民国二十四年（1935）八月的一天，新婚后的二爷去放羊，天黑时羊三三两两地跑回来了，放羊的人却不见踪影。打发人满山可洼地去寻，只在山洼里的一棵杜梨树上找到了他的镢头，却没找到他的人。一个多月后二爷捎回一封信说，云岩镇上过红军，他参加了革命，让家里再不要寻他。

祖母说两年后家里来了一个兵娃子，吆着一头枣红骡子，驮着一个快要临产的女人，说是二爷再婚的媳妇，娘家在瓦窑堡，名叫赵月亮。那个雕花的马鞍就是赵月亮带回来的。那兵娃子走时只吆走了骡子，丢下了马鞍和赵月亮。祖母说赵月亮在家里的时候，跟一家子人说的话都没有和那马鞍子说的多。她说，我那咬舌子二奶奶（宜川方言读nüe，下同）一看没指望了，这才改嫁他方。可怜的人啊。

祖父说，我的新二奶奶生完孩子后又被二爷派人接走了。那时候云岩地区属于红白拉锯地带，村子里的老户人家原本就有给白军做事的，二爷投奔红军后一家人日日夜夜悬着一颗心。别人家是跑红军，只有我们家是跑白军。有一天，最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一家人全被白军堵在了院子里。当时父亲只有两三岁，正趴在碨盘上玩，有人便说这娃子保不准就是那共匪的娃，把他抱走一定能将那共匪引回来。当下就把祖母吓得瘫坐在地上。多亏了村里的保长出面担保，才免去一劫。

我们家的碨窑没有门窗，窑口子坍塌得窟窿眼睛的棚木都露出了头，一群灰鸽子便以此为家。雨天，祖父祖母讲说这些故事的时候，那些无处觅食的灰鸽子都缩了头，蹲在那破窑口的缝隙里咕咕噜噜地叫着，像是作着呼应。

祖父说，胡宗南进攻延安那一年，二爷和部队失去了联系，隐居在黄河岸边一个叫天尽头的村子，贫病交加，难以度日，暗地里托人带话向家里求助。祖母说，两个娃娃是坐在驮笼里用毛驴驮回来的，凄惶得脖子瘦得像圪枝一样。就那，二爷也没有回家来，打发婆姨娃娃上路后，又顺着黄河找他的部队去了。直到解放后，二爷在银川安排了工作，这才让老家人把她们母子送进了城，照样是骑毛驴，两个驮笼脑，一边坐着一个娃，上千里路哩，就那样摇摇筛筛地走了。曾祖父为了看他儿子打下的江山，来来回回就用了三个月。

听了这些故事以后，我除了爱看那马鞍子，又多了一样爱好，就是爱看那栖息在碨窑口的灰鸽子早出晚归，总觉着它们飞上天空后能够与遥远的银川城交流一种信息。以至于有一天竟然梦见那雕花的马鞍也会飞，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腾空而起。

曾祖父给他的三个儿子分家时，除了把那孔张口子碨窑分在二爷名下外，还分给他一个大石槽。从此后那个雕花的马鞍和那个大石槽就静静地呆在碨窑的后顶里，石槽宣示着一个家族一名男丁的主权，马鞍象征着一个女子的嫁妆。槽头空待骏马嘶鸣，家，期待着游子的归来。

稍大一些的时候，我和妈妈一起住在爸爸工作的县城。忽一天祖父带话说二爷回来了，让回去见个面。那时候，组织纪律性强，爸爸请不脱假，县城与老家又不通客车，爸爸只好雇了一头毛驴把我和妈妈打发回家，记得半路上，我瞌睡打盹，直从驴屁股上掉了下去。没想到就这样赶回家，二爷还是走了。祖父说，二爷是去北京开完会回宁夏，路过西安开了个小差，不敢多停留。墙上别着他的一张照片，故事中的二爷站在了我们的面前：国字脸，浓眉大眼，目光炯炯，一身中山服，不怒自威，背景是北京的北海公园。那是一九六〇年。

“我们家也有一个老红军，还在大城市里作着官。”我想着，以后老师再出作文题，我便有了一般同学没有的写作内容，而且觉着头上的太阳也比别人的温暖。但这一切只是小娃吃手一般的自我安慰。曾祖父、曾祖母去世后，二爷没有回来奔丧；“三年困难时期”一家人揭不开锅时，也没有见二爷给家里寄过一分钱。我无数次想象的传奇故事无法从主人公的嘴里得到证实，至于他是怎样从一个愤然逃婚的率性男儿蜕变成为一位视死如归的共产主义战士，更是无从知晓。

一九八〇年三月，宁夏方面来了一封电报说，二爷在“文革”中被冠以“自首叛变的叛徒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罪名，打入牛棚，受尽迫害摧残，早在一九六九年已罹难牛棚。现在平反昭雪，落实政策，补开追悼会，通知亲属前来吊唁。老家人去后，从悼词和二爷子女们的叙述中才得知，二爷参加红军后并不是在前线冲锋陷阵，而是一直给部队作贸易工作。先后担任过红泉县、盐池县的财务科长，边区贸易公司的业务股长和三边贸易公司“广发西”商店安边支公司的经理，千方百计筹备资金，用根据地的特产给边区换取军需物资。我那赵月亮二奶奶则是一名武将，十几岁就跟随哥哥在安定东区闹红，双手能打枪，是当地有名的女赤卫队员。她的哥哥是谢子长的老部下，安定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担任过东区的区委书记，他们家曾是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则作了中央医院。解放后我的赵月亮二奶奶因家庭拖累大，主动放弃工作，一九六〇年突病早逝。

得到这些信息，我就很自然地把二爷和赵月亮二奶奶的形象与所看过的一些革命题材的电影联系起来。我想，那雕花的马鞍应该就是二奶奶的战利品，与之相配的应该还有一匹骏马。她那飞身上马，双手挥枪，往来奔袭的英姿一下子就从我的脑海中跳了出来。而她和二爷结为伉俪后必定来了个角色转换，很可能还和二爷扮作“广发西”货栈的富商夫妇，骑着高头大马不知多少次在红白之间往来周旋，也不知出入过多少富豪人家，在觥筹交错中巧妙应对，才使那一批批危险物资乔装打扮突破封锁，运往前线。

我的赵月亮二奶奶生有三女四男。她一去世，孩子们就成了失群的鸟儿，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几个姐姐为大，一人领一个小弟弟。可正处于叛逆期的男孩子，没有了母爱的抚慰，心中良莠不辨，一片荒芜。空间和物质的逼仄并没有约束他们顽劣的天性，没多久就一个个跑了出来，自以为是闯社会，但基本等于流落街头，哪还有谁能顾及得到老家的家长里短和饥寒冷暖？

追悼会点燃了二爷子女们的乡愁，他们随后陆续回乡祭祖，凭吊先辈的遗迹。交通的便利使千里之遥变成了一日的车程，朝发暮至，便可以冲破半世的隔绝。遗憾的是那孔碨窑早已变成一堆废墟，谁也不知道那雕花的马鞍是腾空而去，还是深埋在了尘埃之中。不变的是那群灰鸽子，虽然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代了，但仍然在那里繁衍生息。清晨迎着朝阳飞去，傍晚驮着夕阳归来，咕咕噜噜，声如吐珠，使这荒芜的窑院飘**着一缕悲凉的诗意。

值得庆幸的是，脐血之地牢记着她值得骄傲的女儿。《子长县志（1942年改安定县为子长县）》记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二月，安定县苏维埃政府新建妇女部，赵月亮首任部长。当时妇女部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妇女支持丈夫当红军、做鞋织袜、护理伤员、站岗放哨查路条。长征红军进驻瓦窑堡时，正值隆冬，妇女部组织缝纫、洗衣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让他们全部换上了新装。民国二十七年（1938），边区安定县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召开，赵月亮仍当选为妇女部主任。据《解放日报》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安定妇女募捐毛绒手套六万双，做军鞋五千多双；（民国）三十二年（1943），子长两千九百多名妇女参加纺线运动，半年纺棉花一万六千斤。

这些数字，无疑渗透了我那赵月亮二奶奶的心血。

获延安市“党在我心中”全国有奖征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