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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为民书记郑培民（第2页）

看清一切，就要纠正错误，正确对待。郑培民实施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督促省财政安排专款7400万元用于偿还拖欠的教师工资；推进“广厦工程”三部曲，即年底以前基本解决城镇中小学校教职工中无房户和人均居住面积在5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问题，至1997年底，使城镇大中小学教职员工人均住房面积和住房成套率基本达到当地居民住房平均水平，从1998年起，用3年时间实现规划目标。这些举措的实施，使很多教师打消了迁到他处工作的念头，甚至很多已经离开湖南的教职工又重新回来了。随着“广厦工程”进度的推进，崭新的“教师村”拔地而起，同时也牢牢地锁住了教师们的心。“孔雀东南飞”的局势被郑培民力挽狂澜，在湖南省，甚至在全国范围内一度被传为佳话。

在一年一度的“教育功臣”颁奖典礼上，郑培民亲自为那些工作在教育一线的教职工们颁发奖杯，那一刻他为获奖的教职工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其实，在人民心中，郑培民早已成为了真正的教育功臣。

三、与百姓为友

郑培民虽为领导，却从不高高在上，身边的人都知道，他有很多百姓朋友。苗家汉子张来福就是郑培民的朋友之一。他居住在凤凰县火炉坪乡，与郑培民的相识还要从张来福痛苦的经历说起。张来福的工作和生活远不像他的名字一样“来福”，而是“无福”。他在一次上山砍柴时不幸摔成了残疾，妻子也因长期在外打工而不能照顾家庭，导致儿子失学在家，这一切压得张来福喘不过气来，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当时，郑培民任州委书记，得知这一情况后，他亲自来到张来福的家中。张来福的家极其简陋，就是一间铺满草的棚子，可郑培民没有嫌弃，不但耐心地劝慰张来福，而且还在他的家中留宿了一晚。那天，郑培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向困难低头!”

之后，郑培民帮张来福修建了一间瓦房，给他送来家具、蚊帐和衣服。除此之外，郑培民还想到了张来福今后的生活该怎样继续，于是又送来了5只母羊。张来福的孩子也在郑培民的资助下重返课堂，妻子在郑培民的安排下从长沙回了家。郑培民的到来使张来福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连他的命运都从此改变了，真正地“来福”了。

郑培民因此与这位普通百姓成了朋友，此后的几年中始终没有间断联系。1998年4月7日，时任省委副书记的郑培民特意来看望张来福，并提醒他要多去村里的图书室看书，依靠发展农业发家致富。两年后，郑培民再次来到张来福的家。这时的张来福已经事业家庭双丰收了，儿女成才，夫妻和睦，从前的5只羊也已经增加到20多只了，他在门口放起了鞭炮，喜气洋洋地迎接郑培民这位老友的到来。

在火炉坪乡，郑培民不止张来福这一个朋友。他的另一个朋友是位孤寡老人。有一次，郑培民到这里视察，发现村中有户人家只有一位老人，无人照料。于是，郑培民当天就住在老人家中，帮老人做饭、收拾屋子，并且照顾老人洗澡、睡觉。老人没读过书，又没见过什么世面，对大领导郑培民的屈尊，老人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感觉自己好像是在做梦。郑培民笑着说：“我要和老人合张影，让老人看个够。”

盲人作家曾令超是郑培民在新宁县的一位朋友，他们的相识是源于一封信。曾令超原先是一名司法干部，在维护社会治安时不幸受伤，双目失明。虽然眼睛看不到了，但是曾令超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开始文学创作。1997年，曾令超给兼任省残联名誉会长的郑培民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为自己的作品题词。“郑培民的工作很忙，有没有时间看到这封信呢？即使看到了又有时间回信吗？”曾令超的心里开始打鼓。谁知，结果竟让他喜出望外。12月19日的下午，曾令超身边的电话铃响了。“你是曾令超同志吗？”——是郑培民打来的电话，“我在长沙，在省委。”此时，拿着电话听筒的曾令超愣住了，他没想到郑培民亲自打来了电话。这通电话打了足足有半个小时，郑培民在电话里询问了曾令超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问他有什么困难，还鼓励他说：“人有一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在危险中挺身而出，让他人活得幸福，自己负了伤，也是光荣的。”

听着电话里郑培民浑厚的声音和对自己的肯定，曾令超非常感动，他没想到自己竟能通过电话结识郑培民这样的朋友。在挂电话的时候，郑培民谦让地说：“你先挂电话吧。”曾令超再一次感受到了身为领导的郑培民，是如此的平易近人。此后，他们的每一次通话，郑培民都是如此地谦让。

一次难得的机会，郑培民与曾令超见面了。郑培民主动伸开双臂，拥抱了曾令超，并且抚摸了他脸上的伤疤，关心地问道：“阴天下雨的时候，伤疤还疼不疼？”之后，他们又谈到生活，谈到工作。郑培民语重心长地说：“要把湖湘文化的经脉深入作品中，以忧国忧民为己任，弘扬正义为天职。”曾令超虽然看不到郑培民的面容，却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真挚、平等、深厚的友情。

郑培民常说：“对老百姓是要讲感情的，人民群众就最讲感情。”他用自己的一片真心，换来了百姓的真情；他用真诚和平等，与百姓为友。

四、“不要闯红灯”

百姓中有这样一种说法：郑培民是“三不书记”——不唱高调，不做表面文章，不搞政绩工程；也是“三民书记”——爱民、亲民、一心为民。这些真实的评价，总结了郑培民清廉为官，严于律己的一生。

郑培民对待百姓是无限的热情，对待贪污腐败却是一副冷面孔，用他的话说——对待身外之物要铁石心肠。有一次，有人想托郑培民办事，给他送了一箱鸡蛋，被郑培民拒绝了。但是这个人以家住的太远为由，说自己大老远地拿来，不好再拿回去。郑培民当时没有说什么，暂且把鸡蛋留下了。四天后，郑培民要到湘潭县视察工作，正好那位送礼的人也住在那里，于是他带上那一箱鸡蛋，原封未动地还给了送礼人。

郑培民不但这样要求自己，还教育家人不能有半点腐败的念头。有一次，郑培民的一位老同学到家中拜访，并把一个装满钱的信封交给了郑培民的儿子，还嘱咐说：“你替你父亲收下这些钱，你父亲是不会责怪你的。”当儿子把钱转交给郑培民的时候，郑培民没有责怪，而是用实际行动教育了他。

第二天，郑培民请送钱的老同学吃饭，分别时送给老同学两瓶酒，并说了句“钱在酒中”。郑培民委婉地把老同学送来的钱退了回去，使儿子明白了一切。在家人眼里，郑培民曾多次拒绝别人送来的钱物，有些还特别在退礼条上写道：“情浓钱淡，永葆清白。”

郑培民的廉政思想影响了全家人，他的儿子开玩笑地说：“在廉政问题上，爸爸守前门，妈妈守后门，我和姐姐守侧门。”郑培民是省委副书记，而他的妻子杨力求则是新华书店的一名普通职工。因为受了郑培民的影响，妻子在廉洁的问题上始终与丈夫站在一边。郑培民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某同志来家。我不在家，请我爱人转给我一封推荐信，并送来5000元钱，让力求旅游用，力求当即指出，这是送‘错误’给我们，绝对不能收。”

郑培民知道，良好的家庭氛围可以把孩子们培养得更好。每年的大年初一，他都要召开家庭会议，家人坐在一起讨论新一年的计划和打算。郑培民常对儿女说：“与其留给你们财富，不如留给你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读书就是在积累创造财富的能力。你们一定要甘于寂寞，甘于清贫。”

郑培民写的一笔好字且文采飞扬，他的文章常常被报纸、杂志发表。1990年，在郑培民准备离任湘潭市市委书记之前，他决定把攒下的1700多元稿费上缴。

当时，郑培民的儿子感到不解：“如果说是别人送来的钱，我们不能收，可是稿费是凭文章得到的，为什么也上交呢？”郑培民回答：“我的文章都是集体劳动的结果，不该归我个人。”

1986年，郑培民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临行前，他从财务室支取了5000元的差旅备用金。到党校报到后，郑培民按照规定缴纳了相关费用。之后，他把剩余的钱存到了储蓄所。党校的课程结束后，郑培民按时回到了工作地点。在报销了相关费用后，会计在金额上发现竟然多出了8。72元钱。郑培民解释说：“这是我预借差旅备用金余额的活期存款的利息，应该归公。”

一年中，郑培民在办公室的时间很少，基本上都去各村视察情况。当他到苗族的村寨视察时，那里的乡干部安排了当地群众敲锣打鼓地在门口迎接。见到这样的情形，郑培民批评乡干部说：“以后绝不能再麻烦老百姓了。”到了村寨里，郑培民很快融入了这片天地，和老百姓不分你我。想要了解百姓的生活，郑培民就直接掀开锅盖，看看他们吃什么；撩开蚊帐，看看他们盖的什么。郑培民的一举一动，深深地触动了他身边的秘书，使其为自己“嫌脏、嫌穷”的想法感到无地自容。

2002年3月，郑培民被临时调到北京工作。3月11日，他在与一同考察的干部讨论问题的时候，突发心肌梗死，当即被送往医院。在赶往医院的路上，救护车疾驰，闯过了几个红灯。郑培民脸色很差，一字一顿地叮嘱说：“不要闯红灯。”说完，便昏迷不醒。然而，郑培民却没有再醒过来。他静静地走了，离开了他无限热爱的工作；他静静地走了，他留下了让无数人为之感动的遗物：一个防腐账本、一本廉政记录和几十本日记。“不要闯红灯”，在郑培民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下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诫人民：不要闯路上的红灯，也不要闯人生之路上的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