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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第2页）

焦裕禄同志亲自到最困难的队去蹲点调查，访贫问苦。在城关公社胡集大队和林业技术人员一道研究泡桐的生产特点，并亲自带头植桐，全县人民雷厉风行，营造了浩瀚的桐林，为美化兰考大地，尽快改变灾区面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然后，他深入全县农村调查，发现和培养了双杨树、赵垛楼、秦寨、韩村、坝子五个先进典型。韩村的精神：城关公社韩村生产队社员，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组织起来割草三十余万斤，除安排好社员生活外，还置买了农具，巩固了集体经济。焦裕禄同志说：“韩村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精神，就是活生生的南泥湾精神，这是贫下中农的风格，这就是革命！”秦寨的决心：固阳公社秦寨大队社员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蚕吃桑叶”的方法，深翻压碱，改良土壤。焦裕禄同志说：“秦寨是个好地方，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眼下困难多，不要怕，在困难面前要挺起腰杆，才是真正的英雄哩！决心要比困难大，什么东西都怕决心。困难面前我们要找出路。”赵垛楼的干劲：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社员，在大雨成灾、一片汪洋的情况下，挖河排涝，还有了余粮。焦裕禄同志说：“赵垛楼大队战胜自然灾害，支援国家，支援灾区，这是崇高的阶级感情，高度的爱国热情，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双杨树的道路：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的社员说：“穷，咱穷到一块；富，咱富到一块。”他们兑钱、兑鸡蛋、买种子、买牲口，巩固集体经济。焦裕禄发现这个典型后，给县委写报告说：“双杨树社员坚持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坝子的风格：红庙公社坝子生产队的社员，抗灾夺得丰收后，压低口粮标准，卖粮食支援灾区。焦裕禄同志亲自给县委起草报告，全县通报表扬他们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

焦裕禄同志在《穷棒子精神万岁》一文中写道：“我县连续遭灾，很多生产队在生产、生活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困难主要表现在‘穷’字上。毛主席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有了困难只要去斗争，困难就会减少，克服一分困难，就是一分胜利。要克服困难，必须不怕困难，发扬革命精神。各地都要抓住这样的典型，树立旗帜，鼓舞胜利信心。”同时，焦裕禄同志还主张，对改变穷困面貌有强烈要求的困难队，在政治上鼓舞，在经济上扶助。采取穷、硬、明、纯、快五字方针。穷，就是连年遭灾，底子特别空的队；硬，就是不怕困难，人穷志不穷；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明；纯，就是领导班子中没有坏人；快，就是一拉就起来，很快翻身。

焦裕禄同志从这五个典型中看到了全县除“三害”斗争的希望，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焦裕禄同志**满怀地为这五个先进典型进行大力宣传，请相关负责人上主席台，让他们介绍经验。他把这五个典型归纳为：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坝子的风格。焦裕禄同志说：“这五个先进典型所走过的道路就是兰考的新道路。只要我们以他们为榜样，全县就会出现更多的硬骨头生产队，迅速掀起除‘三害’**，多灾多难的旧兰考，就会变成社会主义新兰考。”这次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大战“三害”的动员会和誓师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面鲜艳的旗帜一树立，在全县各个角落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县委的领导下，焦裕禄同志率领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向“三害”发起了猛烈总攻。

贫下中农的贴心人。焦裕禄同志说：“新干部不参加劳动，就不能明确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老干部长期不参加劳动，思想就要起变化，要变颜色。”焦裕禄同志身体力行，无论工作多忙，总是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经常开襟解怀，卷起裤腿和群众一起干活，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他经常和群众一起翻地、封沙丘、种泡桐、挖河渠……就在县委决定让他住院治疗的前几天，他还挥舞铁锨在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和群众一起劳动。因此，他经常要求下乡的干部一要带毛主席著作，二要带劳动工具和行李。

二、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焦裕禄同志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坚决拒绝给他救济。他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中去，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焦裕禄还经常教育子女做脏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穿衣要朴素，生活要节俭。有一次，焦裕禄同志发现大儿子去看戏，问道：“戏票哪来的？”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收票叔叔没有收票就让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

后来，他又专门起草了一个《干部十不准》（以下简称《通知》）的文件，规定任何干部都不准搞特殊化。具体内容是：1。不准用国家、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2。不准参加或带头搞封建迷信活动；3。不准赌博；4。不准用粮食做酒做糖，挥霍浪费；5。不准拿生产队现有的粮款或向社员派粮派款，听戏、看电影和其他娱乐活动，谁看戏谁拿钱，谁吃喝谁拿粮，一律不准向社会摊派；6。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不准到外地营业演出，更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大肆铺张浪费；7。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不得请客送礼，不准拿国家物资，不准到生产队提取国家统购统派物资，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不准送戏票，十排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等部门要特殊照顾；8。坚决反对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国家或生产队的物资，坚决禁止利用封建迷信欺骗和剥削社员的破坏活动；9。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反对弃农经商，反对投机倒把；10。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不是不准结婚），做寿吃席，大放鞭炮，挥霍浪费。这个“十不准”的通知，是一份既平常又不平常的通知。说它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都是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时刻应该想到的、做到的起码准则；说它不平常，是因为《通知》所规定的每一条准则，都闪耀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辉，都是对特权思想的有力批判。焦裕禄把职位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把职权看作是受人民的委托，为革命掌权。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无私的崇高革命精神的表现。

从焦裕禄同志的遗物中我们看到，他的办公桌、文件柜都是兰考县委初建时买的，有不少地方破损。当时有人劝焦裕禄同志换个新的，他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且修了修，照样使用。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同志们劝他换床新的，他说：“我的被子破了，是需更换新的，但应该看到，灾区的群众比我更需要。其实，我这就很好，比我要饭时披着麻包片，住在房檐底下避雪强多啦！”焦裕禄同志的衣、帽、鞋、袜都是拆洗了很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虽然破旧得很厉害，但是焦裕禄同志总是舍不得换。他的爱人徐俊雅同志最后生气了，不给他补，他就自己动手补。一次，有位干部提出要装修一下领导干部的办公室，焦裕禄同志严肃地说：“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兰考的灾区面貌还没有改变，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焦裕禄同志就是这样，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心里想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一个冬天的黄昏，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同志望着窗外的风雪，心里惦记着群众：住的怎样？吃的烧的有没有困难？生产队的牲口咋样？他让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雪天六项工作：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安排好群众生活。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保证不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由哪个大队热情接待，保证吃的饱、住的暖。第五，教育全体党员，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是要求把检查执行情况迅速报告县委。

这天，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同志屋里的电灯也亮了一夜。第二天黎明，他就把同志们叫起来开会。他说：“在这大雪封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要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爱护群众。”说罢，他就领着大家，顶风冒雪地出发了。

冒着风雪，忍着剧烈的肝痛，焦裕禄同志一连走访了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群众；但是却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他来到梁孙庄梁俊才的家里，老大爷卧床不起，老大娘双目失明。老大爷问：“你是谁呀？大雪天来干啥？”焦裕禄同志说：“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老大爷感动得热泪盈眶，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还是党好，社会主义好。”

1964年春天，正当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焦裕禄同志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他开会、作报告，经常用手按住痛处。有时，用一个硬东西一头顶着椅子，一头顶住肝部。天长日久，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一个大窟窿，而他从不把自己的病放在心上。他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敢欺负你了。”组织上劝他住院治疗，他总是说：“工作忙，离不开。”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开了药方，他嫌药贵，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硬让他服下，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可当发现别的同志有病时，他却总是关心备至。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在乡下患病，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患慢性疾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同志想的总是别人，心里装着人民，却唯独没有他自己。

有一次，焦裕禄同志和县委办公室一位同志去三义寨公社检查工作。走到半路，他的肝病发作，疼得厉害，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地走到公社。大家看他脸色不好，劝他休息一会儿，他笑笑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焦裕禄同志一边听汇报，一边按着剧痛的肝部记笔记。剧烈的肝痛使他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中掉下来，但是他仍然坚持听下去。这种顽强的革命精神使同志们非常感动。

1964年3月，焦裕禄同志的肝病到了严重关头，兰考人民除“三害”的斗争也达到了**。他心潮澎湃，兰考人民抗灾斗争的情景一幕幕呈现在眼前，他从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实干精神中，预见到兰考美好的未来。他满腔热情地坐在桌前，想动手写一篇题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文章。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第一，设想不等于现实。第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班子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变，外地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第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第四，精神原子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文章只开了个头，肝病又发作了，病魔逼他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党组织决定送他到外地治疗。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疼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啊！一年多来，全县149个大队，他已经跑遍120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除“三害”斗争。正像一个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兰考城内的一切，多么希望能尽快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起战斗！他几次同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的前几分钟，他还在认真地布置工作，要县委的同志们抓好抗灾斗争。

在医院里，焦裕禄同志以钢铁般的意志，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无论肝疼得多么厉害，从来都不让护士多照顾自己。焦裕禄同志的病越来越严重，医生们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看病的赵文选同志心里非常焦急，恳切地对医生说：“医生，请你把他治好，兰考人民需要他，需要他呀！”五月初，焦裕禄同志的肝病更加严重了。护士噙着眼泪给他注射止疼针，他感到自己的病已无法治疗，便摇摇手说：“我不需要了，省下来留给其他的阶级兄弟吧！”

县里的同志和兰考的群众代表前来看他，他不谈自己的病，首先问县里的工作和生产情况。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咋样？老韩陵的泡桐树栽了多少？他还嘱咐同志们：“回去对县委的同志们说，叫他们把我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他的大女儿到医院里去看他，他深情地说：“小梅，你参加革命工作了，爸爸没有什么送给你，家里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送你的礼物吧。那里面，毛主席会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

省、地、县各级领导同志来看望他。这时，焦裕禄已经病危，他用尽全力断断续续地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实现兰考人民的要求……心里感到很难过……我死了不要多花钱……省下来钱支援灾区建设……我只有一个要求……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位普通的领导干部，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县委书记的榜样，人民群众的贴心人——焦裕禄同志走完了他那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灿烂的一生，与世长辞，终年四十二岁！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另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焦裕禄同志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人民群众，念念不忘党的工作，表现了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