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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文章是从哪里来的（第1页）

第十章　文章是从哪里来的

一个怪问题

“套与空”文风的劣根性，在于不知道文章存在的价值，不知道文章是秀才妙笔写成的还是实践中得来的？

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怪在哪里？怪就怪在人们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却一下子回答不上来。

“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毛泽东这一英明论断，一下子把文章作者的天才论和文章事理的客观性区别开来。说明只有实践者和实际调研者才能写出好文章，而不是“秀才”只靠天才之所为。

“德才兼备”什么是才？每个人在社会上展现的才能是多方面的，行行出状元，实践者最聪明，最有才能。政治家、军事家、科技专家经济专家、艺术家等各条战线上的志士仁人。都是人的才学和才能的发挥者、实践者，中国历朝历代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认为文才是人间最大的才能、最高的智商，认为圣贤不是凡人，舞文弄墨是天资聪明，把能说能写的人称“秀才”“状元”，把大块大块的文章和滔滔不绝的演说视为高贵有才。

人的智商是有高低差别，而头脑如机器，多好的机器缺乏原材料也制不出产品。也就是说，多聪明的作者离开客观实践、没有眼耳鼻舌身感官吸收材料，也反映不了客观事物的规律，写不出好文章。

“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这是起码的知识，是每个作者、演说者在实际行动中必然要回答的。演说和文章从内容至形式，从材料到语言，每个观点、每个例子、每句话，都是来之有源的。是抄来的、想象的还是在调查中发现的？老实说作者心里明白，读者、听者也可以从你的文章和演说中得出答案，入脑的真知灼见，便觉得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不入脑的空话连篇，就知道不是从实际中来的。

难忘两位伟人的批文

一位老同志，三十多年前曾分别给邓小平、叶剑英写过两封信，用大白话申诉自己的事情。事感人，话感人，两封信都得到伟人的批示。此人就是河北省至今唯一幸存的“文革”登上天安门观礼的劳模人物杨凤鸣。

杨凤鸣是雄县王克桥村人，1964年代表村党支部参加全省劳模会，1965年以“三下后进队”的模范事迹弘扬全省，省委号召全省向杨凤鸣学习。后任雄县县委书记，“文革”期间，他在雄县保护了中央和省内外的许多老干部渡难关。“文革”后，他出任衡水地委副书记。1977年在学习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给当时的邓小平副主席写出了第一封信，白话连篇，有理有据，邓小平批示：“据秦基伟同志说，省委认为杨是个好同志，果如此，就应早作恰当处理，并向本人讲清楚。”

1978年，他又因故给叶剑英元帅写过另一封信，信中第一段就说：“我叫杨凤鸣，是保定地委代理第一书记、地革委会主任、雄县县委书记、王克桥大队党支部书记，至今挣工分，吃队粮。”开门见山介绍自己。特别是“至今挣工分，吃队粮”这句话，一下子交代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叶帅在此言后面亲切批示：“就这一点，令我起敬。”接着叶帅写道：“这封信在我这里压了几天，今天一气把它读完了……”他认为，“好干部长期得不到澄清，估计不仅河北一省，值得十分重视”。

这里不说他申诉的内容和当时的形势，就他信中简洁明了的庄稼话、交心话来说，现在读来也很感人。如果是让文人来写，可能是理论套话少不了，也打动不了中央领导人的心。他在两封信里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说什么，土话、白话、情理话，说者用心，读者动心，很容易引起领导的重视。

信件是社会交往的生活题材，一般不讲格式、框框，心想笔动，亲切自然。但也不是言而无序，因为写信人常常经过多日思索，**的话，心底的话，早就想好了，腹稿已多次修改，所以写出来很实在又很受听。

杨凤鸣现在七十多岁了，在县里搞民营企业，支持县域经济的发展。最近，有人从档案里查出了这两条批示，他看到后神情凝重、沉思。他说：“我永远忘不了写的那两封信，永远忘不了两位伟人给我的批示。”

论访问者的“问”

为了写好文章，第一就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问计于民。如今领导干部的调研，其实不仅是督导检查，更不是巡视和视察，而应有当小学生的心态访问基层、访问群众。访问中一定要放下架子求教，关于如何向群众求教，这里也有些学问。新闻记者也是问者，有向社会公众问话的经验。

有位记者这样写道：“我在长期的记者生活中，常常感到记者就是问者。不是吗？记者在采访活动中，用眼睛观察或直接参与被采访者的实践活动，都离不开口问。”可以说，善问，是记者工作的职业本领。记者的问，有它的特殊性。它不同于学习和日常生活中的质问、审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人民舆论工具的报刊记者，以他独特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中，接触各不相同的被采访者，就职业而言，记者的访问，要因人、因时、因事而谊，博采生活中多样问法，有它自己的语言、语气和规律。问之得法，事半功倍，是新闻记者的采访艺术。

记者所问，一是问其事，二是问其想。被问者，不会说的人是有的，怵于说的人也是有的，无论碰上什么样的对象，记者应有这样的信念——有其事就又会有其想，有其想便可汇其言。只有不善问的记者，很少有不会说的答者。切勿轻易把“不会说”“不能说”的帽子扣在被采访对象的头上而灰心泄劲，失掉信心。

仅就自己的经验，把记者的问法分成十点，加以分析：见面问——记者和当事人（即被采访者）的初会。记者想问当事者，当事者也欲知记者的来意和记者的端底。在这种彼此生疏的情况下，记者根据需要可以不露来意，让当事人无题漫谈，谈什么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如有更重要的发现，可另选主题。这种不露来意的好处，在于使当事人不受问话的限制侃侃而谈，更广泛更自然地了解情况。但是初打交道，往往遇到当事人的生疏拘谨。记者在见面问话里须见机生情，言简意赅地提出问题，留下交谈之初的“见面熟”的印象，使其产生“这位记者是理应接待的”，拿出时间来回答记者的提问。

探索问——事件的报道，应该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要弄清重大事情的全貌，要掌握全部材料，应先探路，后进军，先摸蔓，后摘瓜。哪里深，哪里浅，哪里有，哪里无，细问说查之间，应有必要的探索。然后，有计划地一个个提问，一个个弄清。避免背鞋找脚，不知深浅地生追硬联。在探索式的问时，可大海撒网地说，海阔天空地谈，也可有枣没枣打三竿，探明了底数、路数，再有先后地深掘细挖，从材料中引出观点，在事实上引出高度。切不可主观想象，无泉硬挖。不够高硬拔，造成所答失真。

从头问——事情的开头往往是矛盾激化的爆发点。“第一次”“第一回”“第一个”，常是构成新闻的因素；从头问起，也是访问中提问的一种方法。生活中，有头无尾的事情有之，有尾无头的事情少。凡事总有次序上和轻重上的“第一”出现，而且这“第一”又是分层分级存在的。第一个先进单位的第一位先进模范。第一位先进模范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件典型事例发生的第一天，第一天里的第一个行动，产生第一个行动最初的念头，最初念头形成的第一个原因……事情的因果无限远，其中的“第一”有时无限多，记者循“第一”的际逢去找，就能找到事物内涵的洞穴。“你第一次是怎么做到的？”“你第一回交流是怎么说的？”“你第一个顾虑是什么？”感到千头万绪的当事人，只从“每一”问开头，记者就自觉不自觉地抓住了打开问话之门的钥匙。

具体问——有人感到这是个好人，却一下子说不出好在哪里？有人感到事情很好，却不能脱口举出例证。这是因为除非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生活舞台上的人和事大多是平凡的，好人好事给人的感动，本人常常不以为然，别人也可能司空见惯。往往具体的意识累计，好的印象留在脑子里。在这种情况下，记者应有这样的信念：有概念必有具体，有感觉必有实际，有印象必有原形。既不能满足空洞的称赞，也不能放过任何的感叹和评语，只要抓住概念的行踪，苦心引导，细心观察，耐心等待，终会打开当事者概念“宝盒”。

回忆问——当事者的回忆，有时是艰辛的脑力劳动。因为人们在事情的经过中，很少为将来被访问做准备，时过境迁，遗忘是正常。

记者的本事不是埋怨当事人的健忘，而是善于帮助对方回忆。在回忆的思绪中，时间是牵引记忆的线条，一年内春夏秋冬四季的衣着，新年、春节、国庆节、五一节和星期日之际：一天内上午、吃饭、下班、夜晚的时光差别，都会唤起当事者的忆念。记者多提“哪年冬天仍然在那里”“国庆节是怎样过的？”“晚上回来想什么？”人在时间中活动，事在时针下经过，用时间烙印做钓饵，常有醒记之效，泛起记忆的回想。除了时间、地点的更换，人员的变动，有时也生一锹溃堤之效，打开滔滔不绝的回忆。

讨论问——答者答，记者问，一问一答，固然是常用的方法。有时记者插议，与当事人共同讨论也是必要的。这不仅因记者的观点需要在讨论中形成，当事人的回答也需要在讨论中提炼、系统。必要时记者参与研讨论证，发生分歧，在激烈分辨中，刺激其思考的兴奋，助益大脑的加工，当事人夜不能寐，下次不请自来。有的被采访者很愿意接受讨论的记者，不喜欢呆板的问，呆板的记。一场好的讨论，问者有所获，答者有所得，各受启发，共享其悦。

比方问——访问中，无论是激发回忆，还是印证观点，打比方是个有力的武器。记者凭着广泛的见闻和渊博的知识，在谈话中打比方，把相近或相同的事例介绍出来，把外地外人的经验介绍出来，启发之下，当事人可以举一反三，产生连锁反应。由于当事人受一地一时的局限，记者尚能把外地、多人的事，排列开来，当事人在繁例中思考，不仅助忆，也能扩大视野，会说出更精彩的事例和更精辟的语言。

追逐问——采访时，遇上健谈的对手固然可喜，但也要警惕侃侃而谈的掺假者。有的人你打出比方，他就说事例，见你需要什么他就说什么，这时记者就应问为什么？在谈话中切不可发现纰漏不查，明知破绽不追，生怕发现反面材料写不成稿。人无完人，只有把美中不足发现出来，才算摸着事物的真相和全貌。正反材料全到手，处理材料才可无后患。果真不足写，弄清问题，揭发问题也是采访的成功。

反复问——一件事情问过了，不可满足。问这个人，再问那个人，就是问一个人，也不放反复问。当事人会一遍比一遍说得更清楚，记者也是一遍比一遍听得更真切。经验告诉我们：访问者越到最后思想越明确。提问越准确，得到的回答越中肯，收获越大。在反复的访问里，记者的注意力不仅是记事，而且收获当事人的感情、语言，对行文用语的丰富很有好处。有的人稿子写成了，还在反复问，除了材料的核对，又有助于文章的润色，所以访问忌满足。事迹没有挖尽的时候，访问没有到顶的时候。占有材料越多，认识越能飞跃。

自然问——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两者相处自然会拘谨。只有记者放下架子，与之交朋友，才能互相谈心、交心、畅所欲言。朋友相处，不仅是记者问，你不问，他也说，无话不说。要达到这样的境地，记者不应只满足自己的采访，而应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对方，该帮助的帮助，该参与的参与，在交往中建立感情。记者在有意无意中采访，当事人在不知不觉中作答。记者一次成功的访问，在心理学上说也是一次心理大战，如何问？问什么？应比写作更下功夫。也只有在访问上下功夫，拥有更丰富的材料，写起稿子才会思盈词溢，下笔如有神。

十个为什么

莫衷一是争谁作，知者玉兰和我。

防震棚里同合作，见者芳桐和我。

知者已去见者在，怀念如初是我。

展览馆里今又见，五味杂陈是我。

河北日报编者按：吕玉兰同志的这篇谈话，充满了革命精神和唯物辩证法，具有鲜明的阶级和强烈的斗争性。这是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一篇很理想的总结，是对那些资产阶级“权威”污蔑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有力回击。

吕玉兰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生动事迹又一次雄辩地说明：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能具有远大的理想，无私的革命品德，无畏的革命胆略；就能天不怕地不怕，不怕鬼，不怕魔，浑身是胆，无所畏惧；就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吕玉兰正是具有这种大无畏精神的人，她懂得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是回避不了的。她说：“干革命就不能怕事，越怕越出事，敢于斗争才能胜利。”她把斗争看做是生活，当成自己最大的精神愉快。她说：“一遇上风险，就想是对我最好的考验。”她懂得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在阶级敌人猖狂进攻面前，岿然不动，坚定不移。她说：“他们斗的不是我，是我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越斗我干的越欢。”多么响亮的豪言壮语，多么可歌可颂的英雄气概！吕玉兰正是具有这样的大无畏精神，所以才能顶住歪风，压恶浪，领导贫下中农，在阶级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一、为什么有人说我“傻”，怎样看待“精”和“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