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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 读作家书聊作家事（第1页）

第五辑读作家书，聊作家事

青春的力量

读《我的先生王蒙》随感

记得是2022年8月4号，再次见到了央视3频道朱迅主持的“我的艺术清单”中采访著名作家王蒙的生动画面。其中他们反复提到《青春万岁》这部长篇小说，主持人与王蒙关于“青春”的交谈也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王蒙在这里对“青春”又一次做了更加深刻地阐述。看着王蒙精神矍铄、思维缜密、喜笑颜开、青春焕发的形象和对“青春”语重心长又充满**地解读，不由得就想起了当年自己与王蒙在大同相聚的一些场景，他为我题写的“青春”条幅也真真切切地又呈现在眼前。

1999年夏天，我有幸陪同王蒙和夫人崔瑞芳在山西应县木塔和大同云冈、悬空寺等景点游览。在他们离开大同的头天晚上，我又去宾馆看望。在场的还有山西省作协原主席焦祖尧先生。话题很快从文学创作转到煤矿。我向他介绍了平朔露天煤矿的情况，并请他抽时间到平朔看看。焦祖尧主席也说平朔煤矿实在应该去一趟。王蒙说，我也听过一些平朔的情况，而且很有兴趣。

我说，您什么时候能来，打个电话。我们有个小飞机，一个半小时能从北京到平朔。院儿里的外籍人员住宅，现在改成了度假村，绿化也不错，环境还可以。您来，我一定准备好。焦祖尧主席说，我在那里住过，条件挺好，很适合搞创作。王蒙笑着说，有一张桌子一个凳子就行了。他问我，煤矿的情况怎样？我正为他做着解释，大同的几位同志进屋来，想请王蒙题字。

我知道，那几天王蒙很累。而且定了第二天早晨五点半就要乘汽车赶回北京。他会不会答应这几位的请求呢？人们心里都没有底。屋里出现了片刻的寂静。没想到，王蒙从沙发上站起来，很爽快地说，可以。我还答应了云冈管理所，也还没写，一起补上。说着就伸了伸腰，到桌前铺开摊子写起来。

这年，王蒙已经65岁，他写完人们求写的条幅后，便立刻放下笔直起腰来，准备再坐下来和我们聊天。我和焦祖尧主席互相看了看，都觉得时间太晚了，正有意站起来告辞的时候，崔瑞芳老师对王蒙说：“给老黄也题个字吧。”王蒙略微考虑了一下，说“好”，便又提笔弯腰，很快就题写了“青春”两个字。我一边高兴地接过条幅，一边连声对王蒙道谢。王蒙说，“青春”的内涵一言难尽，只有在实践中才会感悟到它的分量。我说我一定好好学习。然后，我便转过身对崔老师说：“谢谢崔老师。”并同时弯腰一鞠。她微微一笑，轻声地说：“你怎么还这么客气呀？可别这样。”我说：“实在是感谢。”

在我们相处的两三天时间里，崔老师一直和大家在一起。她话语不多，脸上常带有细微的笑容。游览时，她静静地跟着大家转，静静地同大家一起看，静静地听讲解员讲，静静地端详每一个景点的画面。拍照时，她总是悄悄地站在最后边，看上去，她很平常，也很平静。人们在一起议论甚至是争论什么的时候。她也是静静地听着，顶多是微微笑一笑。当人们请教王蒙老师这个那个问题时，从没听到过她挤进来插话，也许因为这一切，她就在人们的脑海里留下了有知识、懂礼节、细心而文静的形象。

平时，我和崔老师接触的并不多，偶尔说上两句我对景点的了解，或者介绍一些当地的风俗。她也都是认真地听着，有时候也只是轻声地问上两句什么。

悬空寺的三教殿内，集释、道、儒三教巨头为一殿。殿正中是佛教师尊释迦牟尼，道教创始人老子居右，儒教领袖孔子居左。三人都正襟危坐于一殿。这在全国各地寺庙建筑中，极少见到。崔老师在这里很认真地看了一阵儿，轻声地对我说，细看孔子的相，好像有点儿不高兴，这是不是与这三位教主的座位排次有点关系？我说，崔老师你看得真细致，想得真周到真深刻。并从此在内心里又增加了几分对这位老师的敬重。因为我在这里采访过，也就对这个问题多聊了几句：说起来，佛教从西汉时期就传入中国，传播地域之广，教徒之多都属第一。儒、道创教均晚于佛教。所以让释迦牟尼居中，坐在首位，该是常理。崔老师轻轻地笑了笑接着说，从年龄上讲，孔子比老子小，而且孔子应称老子为老师。孔子更不应该与老子争位次。这样看，三教殿中对他们三位的座次排列正是体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而且是合情合理的，孔夫子还是大度一点为好。我说，有时间真想多和崔老师聊聊，能多学点知识呀。她说，你太客气了，都是互相学习呗。这里边的知识多着呢，我们说的也不一定准确。研究这方面知识的专家们，以后还会不会推出新观点，也说不定。

这是我和崔老师聊的时间最长、说话最多的一次接触。怎么也没想到，她会在王蒙为别人题写条幅后，提出“也为老黄题个字吧”。因为这是我心里有，而嘴上没说的渴望，此时此刻崔老师让人意想不到地提出来了，我感到很突然，也很惊喜；很感动，也很敬佩。本想当即表示感谢，可又没想起合适的话语，当我接过王蒙题写着“青春”字样的条幅时，不仅连声对王蒙说：“谢谢，谢谢。”而且也转身向崔老师道谢并随之一鞠。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我看到王蒙给我题写的“青春”字样时，不仅总要想到王蒙当时题写条幅的情景和那两句简单话语，同时也总会想到那位清淡如茶、沉郁似酒、平淡素雅的崔老师。并且往往还会产生一种想找机会再多了解一些关于崔老师的情况，这大概也是内心里一种求知的渴望吧。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2004年的盛夏，在北京一家书店，看到了方蕤写的《我的先生王蒙》一书，方蕤就是崔瑞芳老师的笔名。书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我们是世上最最平常的一对，天塌地陷了，我们过着我们平常的日子，风风火火了，我们还是过着我们平常的日子。愿我们的福气，让所有善良的人世男女分享。”从这平平常常的两句话中，我似乎又感到了崔老师对别人对读者的那份真诚的心意，那份浓郁情感。看到这本书，读了这句话，我高兴得不得了，立刻买了一本带回家连夜读起来，而且越读越不想放下。很快就读完了这部24万字的《我的先生王蒙》。在阅读和思索中，慢慢地在脑海里就翻腾出一个我经常挂在心上，说起来明白，实际上并没有深刻理解可又经常见到和使用的词语—“青春”。多年来，脑海里就经常思谋王蒙为什么对“青春”这么重视，他19岁就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21岁半，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当然也明显地体现了他的青春力量。另外，他还在许多的文章里、讲话中、讲稿内都有对“青春”的阐述，甚至是给我这样一个普通业余作者题字，也写的是“青春”，这些使我有时清楚也有时朦胧地感到，“青春”在王蒙身上形象而生动的体现。特别是见他到耄耋之年后，更加朝气蓬勃，生机灌注，小说新作，接连不断，长篇中篇和短篇样样齐全。这一方面让我更具体更生动也更形象地看到了“青春”的力量，同时也更迫使自己总想找到王蒙为什么能永葆“青春”的秘诀。

读了崔瑞芳老师的《我的先生王蒙》这部书，再反复认真地读读王蒙和他的一些著作，慢慢就帮我加深了关于对“青春”的理解。同时，对王蒙为什么能永葆“青春”这个总想找到答案，而又总也没有找到明确认识的难题，心中似乎也慢慢地有了一些亮点。对此，感到很惬意很滋润，对崔瑞芳老师这本《我的先生王蒙》也就更加爱不释手。

这书的简介中，有两句话阅读起来非常简单顺口，但思考咀嚼起来又像心灵絮语情深味美，这两句话都是作者崔老师自己的切身体会，说得很真诚，很贴切，很实在又很明了。这是编者介绍作者（崔老师）对王蒙的感情时说的，一是说“她欣赏王蒙‘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二是说他“能在焦头烂额中享受生活”。

细细一想，这两句话说得不但情深意切，而且也很准确形象地反映了王蒙的实际情况。

喜欢王蒙的读者，都知道他14岁入党，19岁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4月，在他21岁半的时候，写下了给他带来大喜大悲并改变了他一生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在1956年9月的《人民文学》发表。不是头题，头题是东北作家杨大群的《小矿工》。那年四月，是我参加工作的日子。17岁半，也正是狂热阅读小说的时候。对《小矿工》和王蒙的那篇小说，都是一口气读下来的。那时候听说，王蒙才21岁，正和太原工学院的一个姓崔的学生谈恋爱。应该说，自己对王蒙的崇敬，实际上是青年人的一种崇拜，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接下来，不少报纸杂志连续发表了对王蒙和他这篇小说的评论文章。开始都是夸奖、叫好、点赞的，有的说这篇小说开创了文学创作的新局面，生动地反映了生活现实。还有的说，王蒙这个青年作家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

后来，慢慢地就出现了批评甚至是批判的文章，有的还上纲上线。就像我那样的青年读者看了或者听了，似乎还有些害怕。有个和我一起工作的读者，悄悄对我说，王蒙是党员，还是个团干部，他还能对社会不满吗？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只是咂了咂嘴，啥也没说，实际是不敢说。再后来，有关王蒙的小道消息接连传来，有的说，北京开了王蒙的批判会，说他的那篇小说是写黑暗面；也有的说，王蒙结婚了，没问题；接着又听说，王蒙下放到农村劳动去了。有的说得更邪乎，说王蒙当了小工，甚至说看到他背砖运瓦呢，又过了不知多久，就听到了似乎很可靠的消息，说王蒙举家到了新疆。

那时候，我的工作单位是在一座深山的煤矿搞基本建设，等我听到这些消息，也许别的地方早已传过多少遍了—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也说不清道不明。但不管实际情况怎么样，反正我每听到一条这样的消息，心里总有些惶惑不宁，忐忑不安。其实这与一个在远离闹市的基层工作的读者，能有个啥关系？真是丝毫的关系也没有！自己曾经想过，这是不是与爱好文学或者是对一个青年作家的崇敬有关，我曾经在心里问自己：王蒙才二十几岁，他能经受住这么多磨难吗？那时候自己也参加工作两三年了，有时候遇上工作多压力大或者生活有什么困难，往往就觉得心烦意乱，焦头烂额。想想王蒙当时的处境，该有多难呀—这也许就叫看书掉眼泪，替别人担忧吧。

怎么也没想到，半个多世纪以后，一部叫《我的先生王蒙》的书，不仅让我们对当年听过的那些真假不清的消息都有了原汁原味的叙说，而且还有许多更真切更深刻更感人肺腑的情节，真是让自己浮想联翩，甚至激动不已。而这部书的作者正是给过我帮助的王蒙夫人崔瑞芳老师。所以捧着这本书不仅感到心满意足，而且似乎还有些温馨和甜美。

在这部书的31页，崔老师这样写道：“直到今天，我才了解到王蒙在那个非常时期，他能从逆境中挺过来，还因为他‘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他觉得他选择了革命，同时就选择了曲折和艰难，这一切不完全是外来的，从灾难中走出来之后，王蒙常常说：‘我个人有个发现，在严峻的日子里，家庭的功用实在是无与伦比。’”

读了这些文字，似乎就能体会到：王蒙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和他“能在焦头烂额中享受生活”并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坚定无论如何要活下去的信心和耐心，除了他本人坚定的革命意志外，还和家庭特别是他的夫人崔老师的全力支持和温馨体贴是绝对分不开的。再细细想下去，似乎就感到了王蒙身上那股青春的力量不能不说和这些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1962年9月，王蒙调到北京师范学院，教了一年半书。他自己并没有上过大学，却有这么一段在高等学校任教的经历，而且还常有一些学生来看望他们的老师，王蒙也颇感慰藉。这时候，也就是他和崔老师结婚六年后，在师范学院一栋教工宿舍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而且在当时也还算是温馨的家。一天晚饭后，突然有两位陌生的青年找上门来。他们自我介绍是北大的学生，说是去了很多家书店，想买《青春万岁》，但买不上。书店人也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书还没有出来。两个青年来找王蒙，也是为了买书的事。这两个学生买书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王蒙的心。平静的思绪被搅乱了，在王蒙的那颗年轻的心里，怎么能离开写作的初衷？写惯小说的手，怎么能轻易放下手中的笔？

看了崔老师这些真诚的叙述，使我想到，像这两个学生来找王蒙买书的事，在他们的生活中，肯定屡见不鲜。这应该也是王蒙能永葆“青春”的又一个闪光的亮点。

就在这时节，有一天崔老师正在109中学上课，课间，王蒙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她，我们正在开会，号召作家们到下面去，我们去新疆好不好？

崔老师略加考虑，说：“我同意。孩子呢？”

王蒙说：“一起去，全带上。”

两人通话不到5分钟，就定下了举家西迁的大事。放下电话，崔老师忽然感到双腿无力，气血一直往上升—新疆，多么遥远的地方，而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出过远门的。

慢慢地她冷静下来了，王蒙现在想什么？他得到过毛主席的亲自保护。他曾经说过：“活一辈子，连正经的痛苦都没有经历过，岂不是白活一回？岂不是枉走人间？”想着王蒙这些话，想着和王蒙相处的这些年，她的心平静了，腿也不软了，我能理解王蒙，去，跟他去新疆。

1963年12月23日，王蒙举家西迁。

清晨，一家四口，两个年幼的儿子，一个5岁，一个3岁，再加上必不可少的行李包，阵容也可谓不小。就这样登上了开往乌鲁木齐的Z69次列车，找好座位，打开窗户，洒泪告别亲朋好友。

崔老师问王蒙：“我们什么时候能回来？”王蒙毫不犹豫地而且很自信地说：“三五年，顶多十年。”

谁料到，这一去就是16年！

16年，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从北京到新疆，环境的改变，工作的变动，生活的磨炼，他们会经过多少从陌生到熟悉，从困苦到适应，从误解到了解，从初识到知己，到朋友的经历呀，在这些年年岁岁日日月月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多少艰辛和心血，流过了多少汗水和眼泪……崔老师在《我的先生王蒙》这本著作中，都有详尽的描述。我们不可能在这里细细地说，但需要我们静下来细细地想，想进去再想出来，大概就能在眼前出现很多喜怒哀乐又生动感人的故事。在这里，我想有必要引用崔老师著作中的一段原文，也许对我们会有些启发：

1979年6月12日，我们终于登上了乌鲁木齐开往北京的Z70次列车。到车站送行的竟有40多人，火车徐徐开动，车上车下泪水流成一片，一只只胳膊伸进车厢，最后再送来一网兜苹果。我已经无法克制，望着那渐渐远去的人群，失声痛哭。王蒙强忍着激动，连说：“我们还会回来，我们一定会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