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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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他们俩在重庆民国路145号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办事处门市部楼梯下的一个小房间开始组织了“家庭”—这个“家庭”的房间只有七八米宽，而且只有一个小窗户，十分潮湿。他们除了一张床一个小条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巴金只是让萧珊买了四只玻璃杯。就这样组织起了她们的“家庭”。办事处的经理田一文一定要将自己楼上的房间让出来给他们住，但巴金说什么也不肯。他说：“有这间小房子就不错了。”

巴金夫妇的家庭生活就在这间小屋子开始了。白天，朋友很多，来来往往，有时候人多了，就在出版社去聊，朋友们还都很开心。晚上，巴金就在他的小屋里，赶写他的小说。

后来，我们在巴金的《随想录》中相继看到了《怀念萧珊》和《再忆萧珊》两篇文章。“再忆”是写萧珊去世十二年时，巴金在病中对萧珊的思念。“我记得的只是孩子们捧着她的骨灰盒回家的情景，这骨灰盒就给放在楼下我的寝室内……每夜每夜，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她的低声哭泣……我并不感到孤单，我还有勇气迈步走向我的最终目标……”他果然一直坚强地向前走着，年迈并患病以后，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最后，终于将四十八万多字的全套五册《随想录》献给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广大读者，当然也献给了他的妻子萧珊。

夏衍那个“请”字，是一盏灯

在看《祥林嫂》《林家铺子》《在烈火中永生》等电影时，见编剧（改编）的名字都是夏衍。于是，对夏衍其人其文也就特别注意起来。1958年，《电影艺术》杂志，连载了他在电影学院讲课的记录稿——《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我如获至宝，反复阅读，对一个初学写作的青年来说真的是很受用很解渴，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受益匪浅。他讲的虽然是电影剧本的写作，实际上也都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知识。例如，他在介绍创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时提到典型环境要用很精炼很形象的手法来介绍。《祝福》开始，祥林嫂远远走来，人们看到她穿的是清末的衣服，背后是江南的风景，再加上旁白：对今天的青年人来说，这已经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就这么几笔，将这部电影的时间、地点、人物等都介绍清楚了。电影《巴甫洛夫》，开始是列宁格勒的涅夫斯基大街，天在下雪，没有行人，远处有一辆扫雪车在扫雪……这条大街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上海的南京路，对列宁格勒是很有典型意义的，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列宁格勒；下雪，没有行人，有扫雪车，这说明是冬天的早晨。他还明确地讲：人们一看到天安门，就知道是北京。天安门就是北京一个很突出的典型，我们塑造的典型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在他这部13万多字的讲稿中，还讲了人物塑造、政治气氛和时代脉搏、作品结构等。这些，对我当时的文学创作真的就是及时雨和指路灯，这是一位文学大师赠给青年文学爱好者的启蒙读物，是名副其实、历久弥新的经典。从读这部著作开始，我对夏衍的崇敬就变成了崇拜。

我对夏衍的崇拜，是始于读《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后来，又慢慢晓得了他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剧作家，还有诸如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电影家协会主席等众多的闪光头衔。但，我崇拜他的主要原因只是五个字：作品和人品。他创作的电影、戏剧以及许多著名的经典著作，都将永传于世。因为我曾写过一些不太像样子的报告文学，所以对他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也读过不止一次。这篇发表于1936年的作品，不仅让我们了解到在那个人吃人的社会里，工人们的悲惨生活，也使我在创作上得到了不少启发和教育。正是这部《包身工》，成了我国报告文学的奠基之作、领先之作。应该说，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体裁在我国的蓬勃发展，《包身工》功不可没。关于夏衍的人品，作家王蒙写过一篇随笔，叫做《夏衍的魅力》，很生动，也很感人。我今天要说的只是他几件感人的生活细节，可就是这几件日常小事，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甚至是终生难忘的印象。

夏衍生于1900年，1995年去世。在他95岁这一年，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住进医院后，不见好转，还几度昏迷。一天，病情突然恶化，守在旁边的秘书（也有人说是护士）说：“我马上去叫医生。”说着，就转身外走。这时，已经处在昏迷状态的夏衍，突然清醒过来，吃力地睁开了眼睛，用尽全身的力气说：“不是叫，是请！”说完，就又闭上了眼睛，没有再说任何话，停止了呼吸，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他生活和奋斗了95年的人间社会。

“不是叫，是请！”这是1919年就走上文学道路，1927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当选左联执委，1933年开始成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开拓者、领导者，并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为我们留下了《夏衍选集》《夏衍剧作选》《夏衍电影剧本选》等多部经典名著的文学大师夏衍的最后一句话。

“不是叫，是请！”这五个字，是这位受到全国各界尊崇并统称为“夏公”的老人，在弥留之际，为我们留下的最真实最深刻也是最经典的遗言。在这言简意赅的五字遗言中，我们看到了这位老人德高望重而又宽厚待人、位尊识广而又拳拳慈心的精神境界。这是一种美，一种最感人的心灵之美，最无瑕的人格之美。这美，不仅有温馨惬意，而且有与人为善、谦和待人的气质；这美，不仅让我们感到春风拂面，而且有明灯指航。人生于世，谁也不能离开四个字：待人，做事。怎么待人？如何做事？夏公这最后一句话，用他的精神之光，为我们留下了简明易懂而又意蕴深广的人生宝典。

“不是叫，是请！”这一字之差，体现的是待人做事的两种情怀、两种心态。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儒学被称为人学，这是一种重于道德修炼的学说。孔子所说的仁，就是社会道德的代名词。“人而不仁如礼何”。仁者爱人，这是做人的基本知识，更是一种礼仪。这种礼仪，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往往是对别人的尊重、宽厚、和气……是让人感到友善和温馨。怎么做到这些？孔子说：“修己以敬。”好好修炼自己，先做好自己，就是起点。这是一种修养，一种品格，一种情怀，一种闪烁着阳光般温暖的精神境界。我们可爱可敬的夏公老人，把这一切都已铸就于灵魂，融化于血液，成了他人生的本能。在生命最后时刻喊出的那句话，就是一种生命的光彩，灵魂的精华，也是留给我们如何待人，怎么做事的一盏灯。这盏灯，人人都可以镶在心窝，举在手上，它会照到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很简单：记住那个“请”字就行了。夏公在他的日常生活里，每每都生动具体地将那个“请”字的内涵溶解于一言一行之中。而且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本能流露，很真实、很真诚、很真情，没有一点儿做作的影子。

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1942年1月22日在沦陷后的香港去世。这位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在滚滚的红尘中仅仅走过了31个春夏秋冬，可她不仅给人们留下来100多万字的作品，同时也留下了永久的思念。鲁迅曾在回答记者时说：“萧军，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作为当时著名作家和文化界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的夏衍，对萧红的早逝，也十分痛惜。四年后，他不顾别人的劝说，冒着战乱的危险，去香港为萧红扫墓，后又发表文章《访萧红墓》。在这里我们真切地看到了夏公宽厚平易、真情待人和念旧故人的高尚品德。

在夏公重病期间，王蒙最后一次去探望时，见老人已经病危，不敢过于打扰，稍事问候便起身告辞。这时，夏公却衰弱地说：“我有一个担心……”王蒙赶紧凑过去细听。老人吃力地说：“现在从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经济，而我们的青年作家太不熟悉市场经济了。他们懂得市场经济吗？如果不懂，怎么能写出反映现实的好作品呢？”夏公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心中仍然想的是别人，是青年作家，是国家的文学事业。这就是老人灵魂深处那种特殊的美，生命就要结束了，没有个人所求，关注的还是他人，考虑的仍是事业，这种充满着暖人心田的魅力，真让人赞叹不已。

在这些具体的生活细节中，在这些让人总也忘不了的小小故事中，我们不仅能真切地感悟到“不是叫，是请！”这句话，这句体现着夏公宽厚仁义的博大胸怀和待人处事的道德理念，以及对人对国的一片忠心，而且也看到了他含蕴在心灵深处的文化亮点。让我们记住那个“请”字，不忘那些故事。这些都会成为我们待人做事的闪光之灯，给我们光亮，给我们智慧，帮我们走好生活中的每一步。

还该写一段莎士比亚的故事

将巴金的这两个小段子存到电脑后，夜已经很深了，就想去休息，便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可又舍不得离开电脑。被恩格斯称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剧坛上的“巨人”—莎士比亚的形象，总在眼前晃来晃去。在我和钟道新聊到这个人物的时候，道新有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这个人物不仅属于英国，也不仅属于欧洲，毫不含糊地说，他是属于全世界的艺术天才，而且他不仅属于他那个时代，同时也属于当代乃至以后的时代。”道新这些话给我印象很深，想了想，我就又坐到电脑前，怎么说也该写一段关于莎士比亚的故事呀。

莎士比亚，于1564年4月23日出生在英国中部斯特拉夫镇一个比较富裕的市民家庭。幼年在家乡的文法学校念书，学习拉丁文、希腊文、逻辑学、历史、圣经和古典文学等。他的父亲原是个小农场主，后还经商，据说曾当过这个有两千多居民的小镇镇长。他的母亲是社交界的上层妇女。这个家庭有8个孩子，存活了5个。莎士比亚14岁时，因父亲经商失利，便离开学校，给父亲当助手。18岁时，他与大自己8岁的邻乡富裕农民的女儿安·哈琴维结婚。

莎士比亚的童年和少年是在他的故乡斯特拉夫那个小镇上度过的。那里带有原始的神秘色彩和中世纪的地方风光以及有趣的风俗习惯，这都给少年时代的莎士比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一定的生活基础。

莎士比亚年轻的时候，很活泼，但也有点儿**，传说他曾去偷猎园的鹿兔，并因此受到惩罚，他不但不服，还写了一首讽刺诗贴在院墙上骂猎园的主人。

后来，也就是1586年，他22岁的时候，跟着一个走江湖的戏班子到了伦敦。刚到伦敦，一切从头开始，他的生活和工作都很艰苦，甚至在当时看来有的人会觉得有些卑微，在一家剧院门口当马夫，侍候骑马前来看戏的富人，管马，遛马，还得扫地，帮贵人做些打杂劳忙的事儿。后来在舞台上做过一阵儿呼唤演员按时登场的工作。他头脑灵活，口齿伶俐，抓住机会就悄悄地看演员表演。当剧院需要临时演员时，他就去跑跑龙套，也给演员提提词儿啥的。其实，这样的一种环境，也正是有心有才的人走向成功的课堂。

莎士比亚就是这么一个有心有才的人。这期间，他坚持自学文学、历史、哲学等课程，又自修了希腊文和拉丁文。慢慢地人们发现他对舞台动作和台词方面往往还真有些见地。不久，就被吸收为正式演员。那时候，伦敦的剧团对剧本的需要非常迫切。莎士比亚在自学文学等多种知识的同时，就开始编写一些剧本。27岁那年，他写的历史剧《亨利六世》三部曲上演后，大受观众欢迎，莎士比亚就开始登上了伦敦的戏剧界舞台。

莎士比亚的道路也并不平坦。一个由乡下进城的青年，为了前途，为了能扎下根站得稳，他不像有的演艺人员那样**不羁，而是保持着良好的勤俭朴素的习惯，工作上兢兢业业，刻苦努力；生活上从不到处游**，不酗酒闹事，也不寻花问柳。他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剧本和演出上。就这样他突破了不少障碍，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成功。就在这时候，他遇到了麻烦，一个叫罗伯特·格林的职业剧作家，见莎士比亚的名字在演员中越来越喊得响亮，威望越来越高，很是震惊，便嫉恨他，甚至辱骂他，说他是“可以用百万后悔买到的只值一个小钱的才子”。格林死后，格林的一个伙计，还出版了一本攻击莎士比亚的小册子。后来此人看到莎士比亚的真才实学、为人正直和和睦可亲的风采，便慢慢认识到格林和自己的问题，也就主动地向莎士比亚道歉和好。

莎士比亚一生写下三十七个剧本，两首长诗、四首杂诗，还有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这笔宝贵的财富成了世界性的一门科学—“莎学”，并称莎士比亚为“时代的灵魂”。

一般说来，人们不会想到，就是这么一位被恩格斯称之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居然在他的行程中也引起了上述那样被小人嫉恨、否定和打击的故事。冷静地想一想，这个在大作家身上发生的小故事，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也看到的一些人际关系中的故事多么相似奈尔……

关于温斯顿·丘吉尔写作的故事

晚上写作本来是件很累很苦的营生，可是也挺怪，写起来特别是写进去，就不管什么腰痛腿酸了，总还是想往下写，现在我大概就是这种状态，写了莎士比亚那么一小段，总觉得还没写完，还有一个人得写一点儿，这个人就是我和钟道新都很感兴趣的温斯顿·丘吉尔。对这个人，钟道新聊得更多的是他在政治、军事和国务等方面引起世人瞩目的那些宏伟大业；我则对他的文化、历史和写作等方面的才华常插话赞扬。现在就想将自己最感兴趣的关于丘吉尔有关写作的故事整理整理。

英国首相丘吉尔是一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他勇敢、坚定、多才多艺，具有罕见的工作能力、出色的雄辩口才和评论家的才干……所有这些素质，使他在政治舞台上取得了显赫的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英军孤军作战时期，可以说是丘吉尔历史上最光辉的时刻。每当人们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胜利时，英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就很自然地想到温斯顿·丘吉尔，想到这位叱咤叱风云的政治家，想到这位曾经率领英国陆海空三军同法西斯作战的著名统帅。

在我读过的一些写到丘吉尔的著作中，在我听到甚至参与的一些关于丘吉尔的议论中，其内容多是他政治上的辉煌、军事上的胜利，以及社交中的聪慧。当然也有不少地方提到他还是一位作家，有许多著作，而且有的著作影响很广，还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这些都是在介绍他的全面履历中顺便提到或简单介绍一下而已。很少见到有全面介绍他的写作和对其作品的评论文章。其实，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业余作者，虽然也很崇敬他这个在世界舞台上的传奇式英雄，但是我更看重更需要的是想了解一些他这一个在方方面面都称得上是时代巨人的人，怎么还有时间和精力写出许多有影响的优秀作品—这简直就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谜！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天天在忙忙碌碌地工作中，又总还想写一点儿作品的人，更是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所以我挤时间看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著的《领袖们》中的第二篇《温斯顿·丘吉尔—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百年首脑风云录》中《伦敦上空的鹰—温斯顿·丘吉尔》，同时，也还随时查看了一些能找到的有关资料。也许真的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功夫不负有心人”吧，后来我在阅读中，就对我在他身上的所需有了一些感悟，而且越咀嚼就越有味道。现在就将对我很有启发和帮助的两个小段子整理出来，以便随时学习。或许在以后的工作、学习和写作中能受到一些潜移默化的帮助和指导。

但是，这些活动还没有用完丘吉尔的精力，他还抽时间画画，并将自己的画作送到皇家美术院展出。丘吉尔对农业的兴趣也丝毫不减，他买了500英亩土地建立了一个牧场。按中国说法他虽已是古稀之年，但他依然迷恋赛马，他养的赛马虽够不上是一流，但也相当出色。这使我们看到丘吉尔的生活不但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他的生活也过得有滋有味儿。

在丘吉尔这段极其紧张的工作和多彩的生活中，他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要撰写他的六卷本长达数百万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丘吉尔曾经说过，他在当首相时，就已经开始准备创作这部书，他吸取了《世界危机》一书的全部经验。

丘吉尔以前做过张伯伦政府的大臣，以后又当首相，他搜集了他所经手的所有主要文件的抄本。他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写成文字，对许多问题都写成便条、备忘录和手令。他和罗斯福、斯大林的来往信件，不是作为政府官方文件，而是作为私人信件，这些抄件都被他仔细地收藏起来。所有这些文献和其他补充材料都集中到丘吉尔手中，并成为他写作的基础。按着丘吉尔的传统习惯，他不是写，而是由他口述，别人记录。他每天分两班工作，大约每天口述8000字到9000字。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读者会有一个突出的感觉：那就是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丘吉尔自己。在战争中，似乎一切正确的明智的决策都是他的功劳，尼克松也有这样的观点。他说：“我几乎阅读了他所有的大量作品，我发现在不描写他自己直接参加的事件时，他是一位优秀的作者。他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远远超过了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当然，哪个作者写什么，怎么写，这是作者的世界观决定的。丘吉尔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这两部著作尽管在读者中的评议有所不同，但“二战”这部著作，仍因披露了大量的历史文件和事实，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很有帮助的。大概正是为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还名正言顺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不久，他就着手向伦敦的一些报纸发回有关战争的报道。对一个年轻的军官来说，这是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他的许多同事和大部分长官不赞成这件事。当他的关于西北边远邦战斗的报道出版成册时，有人用讥讽的口吻建议说，书的名字应该是“一个中尉给将军们的须知”，这种讥讽伴随了丘吉尔的一生，可是他从不介意。

丘吉尔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曾经前往南部非洲报道布尔战争。到达两周后，在一次战斗中，他曾经被俘，后又逃走，对方曾出25英镑悬赏他。几年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将悬赏他的告示配上镜框挂起来，并对来访者讲述：“这是我的全部价格—25英镑。哈，哈，一个生动的故事。”

当他还在非洲的时候，他以前写的一部冒险小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三个月后，关于他在非洲这次战争中的功绩和故事出版。公众给予好评，销路很广。

一个意想不到的运气曾将丘吉尔抬得很高，过上一段时期，又会有几股不在他控制之下的势力把他再撵下来，使他又步入一个孤独的心灰意懒的政治上的在野时期。丘吉尔就这样在政治的滚滚波涛中，一个时期光辉耀眼，一个时期又坎坷无常。甚至还会有时暗淡无光。但往往就在这样的时候，他就会推出一部又一部闪耀着政治光芒的作品来，同时，他还会为杂志写出大量的文章发表。虽然有些文学评论家嘲笑他的文风过于华丽，但世界大多数读者特别是有不少政治家却往往给予很高的评价。尼克松曾说：“我认为，除了他战时的领导能力外，他的书就是他的最大遗产。”不少城市还纷纷选他为名誉公民。法国总统戴高乐曾经授予他“解放奖章”。1963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专门决议，庄严宣布温斯顿·丘吉尔为美国名誉公民。这项决议是由约翰·肯尼迪总统签署的。丘吉尔在肯尼迪眼里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形象。肯尼迪从少年时代起就阅读丘吉尔的作品。那时，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特别爱读《马尔巴罗传》。他发现，写政治题材，没有哪一个人能够超过他所敬仰的这位政治家。

丘吉尔临退休的时候说，他退休后，有一项很有趣也很愉快的工作，就是写书。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做到，这大概是受到了年龄、身体、心情等多方面的限制。岁月不饶人呀，真是“金井梧桐一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燕知社日辞巢去，雁折芦花过别乡”。丘吉尔到晚年后期，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在他90岁生日的时候，没有举行什么隆重的仪式，但他收到了6万多封贺信、贺电，这里边肯定有不少政治要人，也会有各界著名人士，但最多的还是普通百姓和世界各地的热心读者……丘吉尔的一生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他虽然在不少问题上是和广大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但他不失为一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在政治舞台上取得了显赫的成就。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作家，给世界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并为作家特别是业余作者们提供了许多可贵而难得的创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