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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内部是一块净地（第1页）

诗歌内部是一块净地

两年前的一个下午，在人邻兄和草人儿的引荐下，我跨进了李老乡在兰州的那所“陋室”。见到这位“诗坛怪杰”，他干练、朴实、敏捷的言行举止，让我深为惊异。他不像我想象中的“王者”，倒像一名精悍的士兵。他对我没有冷漠，而是拿出了对诗歌爱好者的真实热情。

我参观了李老乡老师约七平方米的书房兼卧室，又与他面对面坐到了五六平方米的客厅里的沙发上。我认真谛听着他对诗歌的每一个见地。他说：“诗歌的内部应当是广阔的、干净的，诗歌创作是对语言障碍的驱散，是一项文字的内部清理工作。”

我倏然记起了他的一首短诗：“……我买到了江山买到了十五平方米的高层房间……夹着铺盖卷的妻子儿女涌进门了我饱含热泪举起伟人般的手掌拍了拍我的人民。”

如果这所狭小的居所是李老师的“王土”，那这“王土”是干净整洁的，是表里如一的。这里，仅有书本笔墨和简朴的生活用具，而其本人谈论诗歌时的每个语言都是经过清洗的，所表达的思想境界都是明晰而具有高度的。

热爱诗歌，等于崇尚圣洁。李老师所说的诗歌的意义在于内部的干净，在于能够引人入胜——走向审美的神圣。从这个意义上讲，诗歌的内部必然是一块净地。联想多年来自己的创作经历，我恍然大悟：事实如此。诗歌作为艺术，已经走过了“形成一种均衡的概念”的时期。诗歌的创作已经进入安静平和的阶段。这种情形之下，诗歌与哲学及其他学术的本质显而易见地区分开来。诗歌是内省的，给人供奉的是诗人心智自由翔驰的旧场域，而哲学及其他学术，重在构建新的哲理和思辨。诗歌的创作重在清理打扫。创作苦涩，结果却是愉悦的。诗歌创作的苦涩在于创作者必须与以往不同，竭其所能地驱逐诗歌内部的嘈杂和纷争；通过对庞杂事物的艰苦清除，对整理出来的净地感到欣然慰藉。诗歌创作确实有异样的困苦，也有创作之后的解颐。

史蒂芬斯说，诗歌创作“是来自内部的暴力，保护我们抗拒外部的暴力”；希梅内斯说，诗人不是玄学家，而是“一个语言的艺人或工匠，为了实现人类寻求其本质的愿望，执着而又顺从地用语言进行工作”。他们的经验之谈直指诗歌运动的实质，诗歌创作这项工作的目的就在于清理出一块或大或小的净地。尽管这项工作不像哲学和其他学术的生成那样充满硝烟和炮火，但是也需要对付嚣尘的扫帚和清水，需要割舍荒草的镰刀和驱云逐雾的清风——同样是具有对抗性和突围性的。每一个诗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创作是用语言清洗自己的身心，清除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嘈杂和困扰，砍伐各种荆棘和樊篱的桎梏。诗歌创作就是这样，要求诗人必须具备沉静的心态，一次次接受洗礼。

新文化时期的白话诗也好，现代派的口语诗也好，都有使阻隔诗歌与读者间的藩篱被打破、更易于跨越的目的。例如西部诗人昌耀的《日出》“听见日出的声音蝉鸣般沙沙作响……”海子《亚洲铜》中“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子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让我们——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例如诗人韩东对修饰语、形容词的“清除”，于坚“在没有山冈的地方我也俯视着世界”……当然，也有以诗语言对抗诗本质的书写，例如《神曲》、波德莱尔；例如当代青年诗人臧棣的“怀疑、辩诘、改写、翻转、分裂”（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和刘川一颗《蛋》里蹲着自己和自己的敌人，同时享用着狭小的空间。可是，无论怎样对黑暗的回应，或冒着“风险”的纠葛，其归宗的核心必须是诗歌内部的那一块净地。

我们再看看后人不断仿学的“湖畔诗社”诗人应修人这首空间越来越小，净地却越来越宽广的短诗：“……只愿风儿停停吧!再不能停停风儿呢，就请缓和地轻吹;倘然要决意狂吹呢，请不要吹到钱塘江以南。钱塘江以南也不妨，但不吹到我的家乡；还不妨吹到我家，千万请不要吹醒我底妈妈，——我微笑地睡着的妈妈!妈妈醒了，伊底心就会飞到我底船上来，风浪惊痛了伊底心，怕一夜伊也不想再睡了。缩之又缩的这个小小儿的请求，总该许我了……”

（发表于《星星》2011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