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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50 年代话剧事业的恢复与发展（第1页）

第一节50年代话剧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进入经济建设时期，百废待兴与日新月异的国家形势对社会主义文艺提出了新要求，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改革方针指引下，宁夏人民政府组建了国营的文艺团体，完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戏剧体制改革。此时，能够演出话剧的文艺团体只有宁夏文工团。据《银川市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记载，该团前身系1940年成立的陕甘宁边区“七七”剧团，1943年10月改称为三边分区文工团，1949年10月来到银川，改为宁夏文工团，有演职人员60余人。

20世纪50年代初期，根据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改人、改制、改戏”的任务要求，国家对戏曲文艺工作实行了“三改”：通过举办各种讲习会、进修班，对文艺工作者进行培训，使其焕发作为国家主人翁和人民艺术家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废除旧戏班社盛行的徒弟制、养女制以及旧剧场中的陈规陋习，改为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团体；对有价值的剧本，重新进行整理和改造，使我国的戏剧事业焕然一新。通过这些改革举措，全国的话剧工作者开始了新中国话剧再创业的事业。宁夏的话剧工作者也沉浸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氛围中，由反帝反封建的话剧表演转向了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热情洋溢的歌颂。

这个时期，一些话剧打破了传统戏曲写意观念和随意赋形的舞美形式，开始创作反映生活的现实性和尖锐性的话剧，有所创新的话剧内容更能吸引广大观众的眼球，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据《银川市志》记载，宁夏文工团1953至1954年，排演了《白毛女》《人往高处走》《小二黑结婚》《小女婿》等话剧，这些话剧的演出，除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还反映了新中国的新思想、新风尚、新生活、新成就，从而歌颂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生活的新变化。这时期的话剧传递着时代情绪，适应着新的环境，向着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新高度迈进。用新旧社会的对比，真实地反映了各族人民在新社会里翻身解放和当家作主的喜悦与自豪，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责任感和展现的精神风貌；此外，还塑造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和新人形象，彰显了新旧交替的时代精神，呈现了当代话剧良好的开端。但是，发展初期的话剧形式比较局限，导致这一时期的话剧思想与艺术质量上乘的剧作不多，这种情况持续到1956年全国第一届话剧观摩演出。

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在北京举行，来自各省（区、市）的32个多幕剧和18个独幕剧参加演出，这可以视为新中国话剧艺术成就的一次检阅。同年国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进一步促进了新中国文艺的繁荣，出现了一批有特点的新创话剧，但是全国各地的戏剧行业依旧普遍陷入发展困难的状况。参考《新中国戏剧史：1949—2000》（傅谨，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的描述，浙江金华专署文化局在1955年的戏剧工作总结中记载，今年以来除极少数剧团外，一般剧团都因艺术生产极慢，新戏好戏少，演出的质量提高不快，满足不了群众因政治水平和欣赏水平提高所产生的新要求，因而上座率锐减，旺季亦成淡季，已成为一个当前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由此可见，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的话剧事业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正处于恢复时期，此时国家的相关部门也正通过各项措施逐步振兴话剧。

这一时期，人才短缺等因素制约着宁夏话剧的蓬勃发展，使其处于一种低迷的状态，这种情况直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才得以改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筹建工作得到党中央的大力扶持和各省（区、市）的热情援助。中央决定从1958年起，从各省、市抽调一批文艺人才和各类技术人员来宁夏支援建设。据2018年5月29日《1958：银川成为宁夏首府的过程及意义》一文描述，为了支援和发展宁夏的文化艺术事业，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在中央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协调下，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话剧团、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文工团和话剧团等文艺团体部分演员来到宁夏支持文化建设，初步活跃繁荣了群众文化事业。1958年6月25日，在话剧人才得到一定补充后，宁夏文工团成立了话剧组，组长由张永康担任，有成员10余人。同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可以说，此时宁夏的话剧队伍有了初步的建立，开启了宁夏话剧事业发展的新纪元。

1958年至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训练班毕业的一批学员杨保丰、尤小辛、唐立玲、刘卓、刘名楷等人来到宁夏，壮大了宁夏话剧队伍，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这批话剧人才在之后很长一段时期成为宁夏话剧舞台的主力。1959年2月，宁夏文工团话剧队成立，由肖冬担任队长。

这一年，话剧队排演了《智取威虎山》，演绎并塑造了杨子荣这个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智取威虎山》剧本源于曲波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这部书出版不到半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便将其中的第10章到21章改编成四幕九场话剧《智取威虎山》。这个剧目引入宁夏上演后，受到观众欢迎。1959年9月6日的《宁夏日报》评论该剧：“这次演出，在向戏曲学习、突出民族风格方面做了尝试。首先在开幕前利用观众熟悉的说书形式，很自然地把戏和小说联系起来。在表演上，特别是在第六场、第八场中，演员在形体动作和对话上运用了戏曲的表演方法，增加了戏剧气氛。其次还采用戏曲布景的方法，如森林雪景利用室内布景，仅用一个景片，这样虽然简单一些，却很适合到农村、矿山演出。”“贾康曲同志扮演的杨子荣比较成功，他动作干净利落，吐字清晰有力，较好地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坚强战士。刘占坤同志扮演的李勇奇也较好，不过在台词上有些音还不准，动作有的地方还欠准确……”由这些评论可见，50年代传统戏曲对新中国话剧无论从表演形式上还是从题材内容等方面，都提供了极大的参照和有用的借鉴，二者之间的交集频繁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1961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分两次调来一批话剧文艺人才，如李再玲、韦岐琴、王德龙、蒋廷藩、范道茂、程添森、刘蓉、白永超等人，他们再次为宁夏话剧表演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宁夏文工团话剧队有了一定规模，完全具备了独立演出的条件和能力。同年，宁夏文工团话剧队队长由贾康曲担任。这年排演的话剧有《红花》《借刀》《杨柳春风》等剧目，这些剧目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教育之下，农村出现的新气象以及共产主义新风尚，突破了旧思想旧意识的束缚，但在创作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963年，宁夏文工团话剧队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根据自身的表演力量，排演了《年青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兵临城下》等一批外省引进剧目。这些话剧大都取材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其主题彰显革命传统的延续。这些剧作在舞台上呈现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接受革命传统和阶级斗争教育为主的内容，如《千万不要忘记》《年青的一代》就是这样的剧目，相比之下，《霓虹灯下的哨兵》在戏剧观念上具有新变化，为当代话剧带来了新的冲击力。

20世纪60年代，宁夏尚未产生自创剧目，主要演出国内具有影响力的话剧作品。这些话剧一般围绕社会主义新思想战胜残留的封建旧思想的人物事迹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1963年，宁夏文工团因为表现突出，被自治区政府授予了“全区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这也表明，虽然当时宁夏文艺处在全面建设时期，话剧还在成长期，但是宁夏的文艺工作者依然坚定站在党的旗帜下，为党的主题宣传服务，在宁夏精神文明建设中作出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