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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大明宣宗时代（第1页）

第五章大明宣宗时代

朱瞻基庙号：宣宗谥号：章皇帝在位：1426年～1435年

仁宣之治

朱高炽能保住自己的太子身份，除了各方的谏言外，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该感谢他的儿子朱瞻基。传说朱瞻基出生的时候，燕王朱棣梦到自己的父亲手捧着一个大圭，上面刻着“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朱棣一觉醒来的时候，燕世子夫人便产下一子，朱棣开心的不得了，觉得这个孩子将来会有一番大的作为，因此对他格外的疼爱。后来朱棣一度想废立太子，将解缙密诏入宫中与他商讨，解缙百般劝谏后朱棣还是不为所动，解缙情急之下说道：“好圣孙”，朱棣听了哑然一笑，朱高炽这才保住自己的太子之位，这件事之后朱棣明确规定太子之子朱瞻基是朱高炽之后唯一的皇位继承人，其他人不得擅改。

为了让自己的皇太孙成为一个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的继承人，朱棣在朱瞻基身上花费了很多的心血。他让朝廷中最好的翰林学士为朱瞻基讲学，同时还让他早早的开始接触政务的处理。在几次北伐的过程中，朱棣还把年幼的朱瞻基带在身边，增加他的见闻。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朱瞻基自然比别的孩子看上去更加的少年老成。有一次，朱棣让太子、朱高煦、朱高燧三人去祭祖，年幼的朱瞻基也随同一起前往。由于太子身体太胖了，在两个宦官的搀扶下还是险些摔跤，历来对自己这位兄长不满的朱高煦幸灾乐祸的说道：“前人蹉跌，后人知警”。朱高煦刚刚说完就听到背后传来一句：“更有后人知警也”，此话一出朱高煦大惊失色，扭头一看竟然是自己还未成人的侄子，而这也不过是两个人第一次过招罢了。

仁宗皇帝去世后，一直对皇位窥伺的朱高煦起兵作乱，理由同样是“清君侧”，他将他父亲的那一套学的像模像样，明朝历史上第二次叔侄对抗就这样上演了。不过这次的皇帝并不是只懂得喜欢文人的秀才皇帝了。朱瞻基继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军务，将军队的大权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中。朱高煦起兵叛乱后，早已准备就绪的朱瞻基亲自御驾亲征，征讨自己的叔父。战斗并没有打的多么**气回肠，朱高煦的军队在强大的明军面前溃不成军，没用多久明军就包围了乐安城，大势已去的朱高煦弃城投降。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朱高煦性命不保的时，朱瞻基却表现的极为宽大，念及叔侄之情，只是将朱高煦废为庶人软禁在西安门内逍遥城。朱瞻基后来还去探望过自己的叔父，可是朱高煦依然心有恨意，这才为自己招来杀生之祸。

平息朱高煦叛乱之后，朱瞻基的政治生涯开始稳定下来。他更多的是将父亲的仁政继续下去。永乐年间，安南国因为内部斗争兵戈不止，朱棣曾多次派兵前往安南平叛。朱瞻基继位后，安南国的形势依然没有改善，在这样的背景下朱瞻基果断与安南国议和，放弃了对安南占领。这件事虽然在朝廷上下引发了多次争执，但是从效果上来看还是非常好的，不仅节省了大批人力财力，还使得安南国的形势趋于缓和。政局的稳定，使得经济空前的繁荣起来。朱瞻基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格外的体恤民情，爱惜民力。他继承了父亲与民休息的政策，力劝农桑，鼓励垦荒，农业的发展呈现出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商业和手工业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飞速发展，商路增辟，国内外贸易畅通，为国家积累了雄厚的资本，时称“宇内富庶，赋入盈羡”。在此期间，虽然宣宗一直减轻赋税，但是由于粮食产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政府的税收还是开始出现上升的趋势，宣宗时期也是明王朝财力最为雄厚的时期。

宣宗虽然在政治上较为贤明，但是与其他的皇帝一样他也并非完美。在聊斋中有一个叫《促织》小故事，描述的是明宣宗喜欢逗蟋蟀，为了寻找一只勇猛的蟋蟀向民间大量的征缴。有一户人家实在交纳不上，便去神庙里求神，没一会从神像背后跳出一只威猛的蟋蟀，一家人看了后十分高兴，可就在这个时候，自家九岁小儿却过去一巴掌拍死了，夫妻二人看到后一顿打骂，小孩子心中害怕就跳井自杀了。天亮时，夫妻二人发现佛像前的蟋蟀死而复活，想想已经自杀的儿子悲伤不已，但还是把蟋蟀贡了上去。一年后，儿子突然醒了过来，夫妻二人大喜，小儿给夫妻二人讲自己变成一只蟋蟀被献入皇宫中的经历。这个小故事虽然出自聊斋，但还是有据可查的。朱瞻基从小就喜欢都蟋蟀，长大后更是对斗蟋蟀越发的迷恋，为了迎合皇帝的嗜好，斗蟋蟀就在全国风行起来，蟋蟀的价格也扶摇直上。朱瞻基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便叫宦官们到各地去采办来京，于是明宣宗也被人们称为是“促织天子”。

明宣宗还做过一件令后人所诟病的事，这件事就不像斗蟋蟀那么简单了。宣宗称帝后，立妻子胡氏为皇后，这位胡氏可以说是继承了婆婆张太后身上的大部分优点，唯一不足的就是体弱多病，没有为宣宗生下儿子。当时，在后宫之中还有一个孙贵妃貌美如花，并生下了一个男孩。宣宗皇帝早已对胡氏不满，多次想废后，但是朝中大臣以死进谏，宣宗才没有得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宣宗废后之心又起，终于以胡皇后没有子嗣为名给废了，立孙贵妃做了皇后。太后知道这件事情后非常不满，下令将胡氏接到离自己不远的清宁宫。逢年过节后宫有大型的活动时，胡皇后也都被张太后安排在显眼的位置，居孙皇后之上。由于后宫之中大权为太后执掌，所以孙皇后见到胡氏后依然执礼甚恭，不敢有半点不敬。

不管是斗蟋蟀也好，废后也罢，宣宗朱瞻基是明朝历史上被公认的一位明君，在短短九年的时间里，他整顿吏治、理平藩乱，继承了父亲实施仁政的政策方针。大明王朝在他的统治下百姓富庶，国家势力日益强大，在中国历史上也算的上是数一数二的圣明之君。后世史家为了颂扬他们父子二人共同开创的这段历史，称之为“仁宣之治”。

最好的时代

父亲留下的藩王之祸被朱瞻基轻而易举的解决了，但是这个时候仍然不是痴迷于斗蟋蟀的好时光，因为，爷爷留下的那一滩子远比父亲留下的难收拾的多。成祖年间，胸怀大略的朱棣先后做了几件大事，第一件，向北抗击蒙古部族而且多达五次；第二件，为了实现自己的北京梦，开工修建北京城；第三件，派遣郑和出使西洋；第四件，最为不尴不尬，为了平息南方安南小国的叛乱，派兵交阯，从而把自己拖入了欲罢不能的泥沼中。这四件事情随便拿出来一件就是耗资巨大的活动，成祖一朝却将四件事同时进行，期间还编著《永乐大典》和修建了皇陵，因此到了永乐末年时国库之中已经是空空如也了。

仁宗在位一年时间，还没有来得及给儿子积攒些财富便急匆匆走了，反倒是将成祖那座空空如也的国库留给了他。如何尽快让国家富裕起来，这是朱瞻基登基后考虑的第一件事情，横征暴敛肯定是不行的，那样只是解一时之痛而留下永久的祸患。想来想去，与周边的国家化干戈为玉帛，停止常年的兵戈相见是最切实可行的，而且也是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最有利的，朱瞻基决定放弃对外扩张的政策，踏踏实实的做一个有益于国家的“守成”之君了

如何对付大明王朝北边那些凶悍的老邻居成为头等大事，在这件事上还是应该多多感谢成祖皇帝，他的连年北伐已经使得蒙古部族衰落了下来，朱瞻基在位的几年时间里北线边防几无战事。当然一些小的摩擦还是有的，有一年朱瞻基率领着一支三千人的队伍到边关狩猎，结果一支倒霉的蒙古军被抓个正着，一万多蒙古铁骑被朱瞻基来了一个瓮中捉鳖，打的溃不成军。但总体来说，这段时间明朝与蒙族部落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蒙古各部开始向明朝朝贡，而朱瞻基也很是大方的给予蒙古极大的恩赐，长城内外鲜有兵戈之声，一团和睦的景象。

与北边的蒙古部族相比，南边的安南却成了一个不断生事的问题之源。成祖皇帝在位时，安南国内乱不止，成祖皇帝以恢复陈氏王朝为由向安南派兵平叛，但是后来却再没有离开的意思，甚至还在交趾地区设立三司实行直接统治，这在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侵略和吞并的事实，安南人民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反侵略斗争。明仁宗年间，已经开始有安抚安南之意，但是由于仁宗在用人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朝廷也一直在剿抚之间摇摆不定，这让安南人民的反抗斗争日趋激烈，双方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朱瞻基登基之后，觉得安南之役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这场战斗旷日持久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负担，因此他多次对朝臣们表示要“省兵戎之劳”，让交趾“自为一国”。

朱瞻基的想法很快就赢得了大臣们的支持，杨士奇和杨荣这两位朝中最重要的大臣坚定的站在了皇帝这一边，虽然大臣蹇义和夏元吉一再请求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这个时候撤兵交趾已成定局，朱瞻基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与安南这样的小国谈和可以，但是绝不能主动求和，因为这事关大明的国家威严，于是朱瞻基命令王通为总兵征讨安南统帅黎利，此战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以战迫和，结果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双方第一次交锋王通就大败而归，损失军士两万余。为了支援王通之部，朱瞻基又先后派遣了两支远征军远赴安南。面对明王朝日益增多的军队，黎利感到难以支撑，主动修书给大明朝廷，意思是他已经找到安南皇室后人，如果明朝能让安南国独立，他愿意让皇室后人继续统治安南国。这封信件发出后不久，黎利就在一场战争中再次大败明军。这场大败，让王通等不及朝廷的旨意就与黎利立坛为盟，达成了休兵的意向。

交趾撤兵，王通应该是立下了首功，但是却多为朝廷的言官们所谤。言官们认为，王通在讨伐黎利期间，只听说他打败仗，却很少听说他有打胜过，实际上这对王通而言是不公平的。作为出兵安南的最高负责人，在他前往安南之前，朱瞻基已经秘密下旨给予他谈和的权利。如果一味的征讨，在正面战场上屡战屡胜，只会给朝廷中的主战派留下口实。而王通也并没有像言官们说的那样一败再败，除了那一场损兵两万的失利外，王通在用兵的过程中进退有序，也曾多次重创黎利。但是在封建社会，弃地退兵的责任往往是无能的表现，这样的帽子是断然不能戴在皇帝身上的，所以王通便只能代皇帝受过，承担这些骂名了。

撤兵交趾绝对是朱瞻基众多英明决策中最为闪光的一个，他顶着“委弃祖业”的巨大压力，力排众议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修正了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灾难性政策。不仅结束了明王朝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双重屈辱，同时也结束了对安南国人民的压榨和奴役。而这场劳而无功的军事行动结束，最直接、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减轻了明王朝财政和军事的负担，使得西南边陲的民众再也不用承受军役和战争所带来的伤害。

在打理蒙族各部以及安南关系的同时，朱瞻基还努力的改善与朝鲜、日本等众多邻国的关系，他允许日本增加来华贸易的船只和人员，使得双边贸易有了非常大的改善。日本甚至派出使团到明朝朝贡，为了回应日本皇室的友好举动，朱瞻基甚至派出了一个大明使团将日本使者一路护送回日本。朱瞻基自然也没有忘记朝鲜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朝鲜每次在进贡之后，朱瞻基都会给予大量的赏赐，甚至还多次劝朝鲜王停止上供金银贡品，因为这些物品朝鲜本国并不生产。

总体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天下初定，无休止的兵戈铁马终止了，原本矛盾重重的周边关系也被打理的极为妥当，徭役减轻，人民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国家国库殷实，势力较前朝更加强大，明宣宗皇帝一定会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而津津乐道，但是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最坏的时代

在朱瞻基为自己的强国梦想做下一个又一个决定的时候，由于目光的不够长远，他并没有发现到这些决策背后所隐藏着的忧患，客观的说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守成之君”，大明王朝通过几代帝王的努力，为他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而他需要做的只是在这些基础上加以点缀，便能实现一个无比繁荣的王朝景象。但是他算不上一个继往开来的圣君，这就是为什么他远远比不上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重要原因。

在与蒙古各部友好往来的那段时间里，朱瞻基并没有忘记加紧修建防御工事，但是他将战略重点移至开平之南，在附近的城市筑防御工事。负责防御工事修建的大将军薛禄愚蠢的认为，开平前沿的戍区只会在战争期间延长军需的补给线，而对战争不会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应该将边境防务集中在一个区域内，这样有利于集中优势兵力歼敌，朱瞻基在听了薛禄的汇报意见之后欣然应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战略失误。开平外的戍区不是没有用，而是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是最为重要的战争缓冲带。朱瞻基这个想当然的决定使得开平外绵延数百公里的地方一马平川的展现在蒙古人面前，这对善于机动作战的蒙古部族而言简直就是天大的赏赐，同时明朝的优势兵力也被局限在开平周边的城市内，根本无法发挥自身大规模集团作战的优势。

朱瞻基继位后不久，马上着手安排郑和开始他的第七次西洋之旅，但是这次出使西洋的功利性却是非常明显的。明成祖当年派郑和出使西洋时虽然也有自己的私心，但是客观上促进了明朝与南洋与西亚各国的交往，万国来朝的景象也使得明朝的威望声名远播，这大大的增强了一个民族的优越感。郑和后来几次出使西洋，明成祖的个人色彩已经大大的削弱，开拓海疆，让大明的威望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与那些陌生的异国人建立外交关系成为最主要的目的。朱瞻基的出使目的却是非常明确的，他是要让那些南洋和西亚诸国知道大明换了天子了，你们该来进行朝贡了，这样的远洋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开拓、探险的宗旨，而成为炫耀的本钱。

当然从朱瞻基休养生息的角度来说，终止远洋也无可厚非，朝廷上下有着非常充足的理由。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严重的削弱了海军的建设，造成沿海防御能力的迅速衰落，曾经勇武一时的明朝海军一落千丈，而郑和好不容易与其它国家建立起来的良好联系也就此中断。放眼世界史，这个时期的欧洲殖民者正在积极的开拓海疆，他们已经进入到印度洋，并做好进一步向东扩张的准备。而在明成祖时期大明海军对于欧洲水域有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郑和下西洋的终止也预示着大明帝国开始孤立与国际事物之外了。

在停止郑和下西洋的同时，明朝政府又开始加强了对私人海外贸易的管理，郑和的舰队刚刚归岸，宣宗就迫不及待的宣布海禁，他在自己的一份谕告中说，私通外夷是早就有了的禁例，但是这些年官员和沿海居民却屡屡破坏此禁令，经常私造海船借朝廷之名去海外贸易。现在重新申明前朝的禁例，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否则不管是官员还是军士，还是普通百姓，一视同仁全都治罪。在这谕告中朱瞻基鼓励人们踊跃的告发私自出海的人，告发的人能得到被告发者一半的家产，这对于那些私人的海上贸易者简直是灾难。然而海禁并没有到此为止，朱瞻基在他统治王朝的最后几年，甚至不允许百姓下海捕鱼，他主观的认为所谓捕鱼不过是渔民们与外人通商的遮掩而已。海军废弛，渔民下不得海，这为明朝末年的倭寇猖獗创造了十分便利的环境。

即使在外交方面，朱瞻基的所作所为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为了供自己享乐，朱瞻基明确要求朝鲜政府挑选处女和宦官来充斥皇帝的后宫，朝鲜王李祹无奈之下只好挑选七名处女，十名厨师，宫女、太监若干名亲自送到北京，当年，为了满足朱瞻基的欲望，朝鲜政府甚至将国内比较有名的一位女子也进献到皇宫之中。除了要求朝鲜政府进贡美女和厨师之外，朱瞻基还要朝鲜进贡猎鹰和猎犬之类的动物，这个要求的唯一目的就是供朱瞻基玩赏和大臣们玩赏。虽然在两国的交往过程中，朱瞻基也给予了朝鲜政府相当大的帮助，但是这种不公平的朝贡要求还是引发了朝鲜的不满。

最糟糕的莫过于对祖宗之法的破坏，当年朱元璋很有预见性的规定了宦官不得读书识字，但是朱瞻基似乎并没有把这些放在眼里，他对宦官十分的信任，甚至将他们当作自己坚持朝廷和地方的秘密武器。为了贪图安逸，朱瞻基派遣宦官们出去搜罗珍奇异宝来供自己赏玩，宦官们有了皇帝的旨意在执行时才会显得肆无忌惮，连地方的官员都不敢过问。以至于发生了“苏人至有以一蟋蟀陨其家三命者”，前面提到的《促织》就是蒲松龄根据这段历史改变的。朱瞻基也意识到了宦官带来的一些危害，为此他还杀死十几个宦官以儆效尤，但是这更像是安抚民意而已，因为时隔不久，他就又给予了自己亲近的太监重重的赏赐，这意味着朱瞻基并没有从根本上意识到宦官之祸，这才给自己的后世留下了无穷的祸害。

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朱瞻基的“守成”思想牢牢的束缚了他的成就，他的一些错误决定虽然并没有在他在位时显现出来，可是这些矛盾却并没有而消失，而是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在他的子孙们统治大明王朝时集中爆发出来，真可谓是父债子偿了。

生逢其时的况钟

著名的舞台戏剧昆曲《十五贯》讲的是一家肉铺老板被杀后，他的女儿和一个客商的伙计被奸人栽赃陷害，县官是断案的过程中一位的听信诬告之词，将二人判了死刑。行刑时，监斩官况钟觉得此案必有冤情，于是展开了详细的调查，这才发现了奸人的破绽，一路乔装私访，使得案情的真相大白于天下，让杀人者伏法，蒙冤者昭雪。历史上，确有况钟其人，由于他爱民如子，被人们称为“况青天”。

况钟，字伯律，是江西靖安人，他原本只是尚书吕震属下的一名小吏，一次偶然的机会吕震发现况钟有奇才，觉得这个人一直呆在自己门下有点大材小用，于是便推荐他做了仪制司主事之官。后来，明宣宗觉得各地的知府都有渎职、贪污之嫌，于是便要大臣们举贤任能，尚书蹇义早就听说况钟有奇才，便将他推荐给了皇帝，况钟因此而升任苏州知府。

有道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作为鱼米之乡从明朝初年开始就成为最重要的财政贡献地之一，与其它地方相比苏州地区的赋役更加繁重。然而苏州城内的官吏却并不关心百姓的疾苦，他们更多的是想着法子将自己的口袋装满，再加上他们善于舞文弄墨、强词夺理，苏州成为宣宗治下最难治理的府县之一。况钟上任后不久，下面的小吏们纷纷在他面前指手画脚，要他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况钟佯装不知，不仅听了他们的建议，而且还经常问他们征求意见。每次属吏们说什么，况钟就做什么，于是苏州城的大小吏员们都知道，知府是一个无能之辈。结果三天之后，况钟将所有的属吏们都叫到知府大堂上，当众将他们的过失一一指点出来，并下令给予他们杖责的刑罚，其中有几个属吏因为错误尤甚，被况钟当场杖责之死，这件事轰动了整个苏州府衙门，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在况钟面前胡作非为了，苏州府的吏治这才开始有所改观。

况钟用威仪震慑了属吏，但是他也知道这样只能治标，未必能治本，于是况钟开始大力的扶持苏州地区的教育，希望能培养出一些得力的助手。一些贫寒人家的读书人，在况钟的扶持下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邹亮就是其中的代表。有些人觉得邹亮不过是一介布衣，不如大雅之堂，于是就在况钟面前污蔑邹亮。况钟不为所动，还向朝廷推荐了此人，没多久朝廷就对邹亮委以重任，而邹亮的所作所为也确实没有辜负况钟对他的期望。况钟有一个恩人叫平思忠，他和况钟一样生性廉洁，况钟做了知府之后，将平思忠的两个儿子调任到自己的属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么做的目的仅仅是因为平思忠家境贫寒，况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帮他贴补家用而已。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属吏那样容易对付，苏州境内有一御史李立，因为是军户出身所以性格十分的暴虐，经常用酷刑来压制那些无辜的平民，让他们变成军籍供自己驱使。况钟知道此事后，当即将此事上奏朝廷，指责“今用事之人舞文法外，不择当否，悉驱罗网而骈驽之。其意以能为国家益数千百辈军，殊不知事体非宜，为国生怨，其失尤大也。”在况钟的奏请下，一共有一百六十人免除了军役。被李立威胁成为世代服役的一千二百四十人也改为只自己服役，后世子孙不受牵连。除了服役之外，苏州所欠赋税也是很让况钟头疼的一个问题，在他上任之前苏州共拖欠赋税七百六十余万石，如果将这些税负交齐必定会使苏州地区人民困顿，于是在况钟的争取下，户部开始蠲免和减征，这对苏州地区的民众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也正是况钟的任内，苏州地区的徭役比前几朝减轻了数倍。

况钟在知府任上处处为百姓着想，深得百姓的爱戴和拥护。有一年他的继母去世，按照当时的礼法，况钟应该回家守孝。苏州城的百姓们知道这件事后，纷纷来到知府衙门挽留况钟，但是由于体谅况钟的一片孝心，最后还是让况钟离开了。况钟离开后，苏州百姓却对他念念不忘，甚至创作了儿歌来表达自己的思念：“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后来在民众的一再请求下，御史带着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余名告词上奏朝廷，请求皇帝夺情重新任命况钟为苏州知府。宣宗见况钟在苏州如此深得民心，下诏令让况钟戴孝回苏州上任。

况钟在苏州一呆就是九年，按照大明惯例，职满官员可获得升迁。在况钟等候调任令的时候，苏州百姓声泪俱下纷纷来到御史张文昌那里投诉，要御史大人向皇上反映，当时已经登基的英宗皇帝知道此事后，大为感动，他先是下圣旨说：“既有军民人等保留，着复任，吏部奏升正三品，署知府事。”后来英宗皇帝觉得这样仍不足以达到表彰况钟的目的，又再次传下圣旨，将况钟封为按察使正三品职，并享受三品官员的俸禄，但是仍然为苏州知府。在明朝建国后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况钟是唯一一个享受到此等规格和礼遇知府。

虽然皇帝把况钟留在了苏州，但是上天却并没有这个意思。况钟留任苏州后的第二年，就因为积劳成疾，病死在任上了。苏州百姓闻听况钟的死讯后倾城而出，纷纷到况府吊唁况钟，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况钟为官三十年，家中没有增加一块田产，在他的遗物中除了一些书籍和换洗的衣服外，就再没有其它物件了。况钟出殡那天，整个苏州城的百姓停止了生产生活，如送别他们的至亲一般，一路之上哭声络绎不绝。为了纪念况钟，苏州百姓在况钟死后将他的画像挂在家中祭祀，而况钟也成为人们心目中清官的代名词。

况钟在明宣宗时期赴任苏州，明英宗时期病死任上，可以说将自己一生都贡献给了苏州，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明宣宗这样的好皇帝，他才能施展自己的报复，成就自己一生的清廉之名，也算是生逢其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