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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大明神宗时代（第2页）

仓皇逃出平壤的朝鲜国王李昖，在日军第一、第二、第三军团的追击下，流亡至中朝边境的义州，并遣使向明王朝求援。李昖知道，明朝若不援手，朝鲜王朝将万劫不复。朝鲜的使臣们除了向万历皇帝递交正式的国书外，还分别去游说明朝的阁臣、尚书、侍郎、御史、宦官，甚至表示愿意内附于明朝，力图促使明朝尽快出兵援朝。而明廷亦认为“倭寇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因此，不久后便答应让朝鲜宣祖李昖渡过鸭禄江，居住在大明领土辽东半岛的宽奠堡，对他加以保护，同时出兵援助朝鲜。1592年7月，明朝派先锋戴朝弃、史儒率兵2万出征，副总兵祖承训带大部队随后进入朝鲜，拉开了明援朝抗日之战的序幕。

但明军渡江后，与朝鲜方面的合作并不愉快。为了军队的指挥权，明军将领与朝鲜大臣还发生了口角。缺少军事经验的朝鲜大臣一再催促明军立刻出兵征战，不过老于战阵的明军将领坚持要等全军到齐才出兵。

6月间，明军第一次出兵，因天雨马蹄纷纷溃烂，加上副总兵祖承训不知善用骑兵之利，反而领兵轻率进入平壤城内，城内多狭巷，骑兵不但无法冲锋，更成为日军鸟铳伏击的对象，导致溃败，初战失利。7月17日再战又败。祖承训副总兵在其后上呈给杨绍勋总兵的报告里面，提及数个问题，比如粮草不继，军情不实，指挥权不专等。不过后来据朝鲜使臣辩解，军情是由朝鲜的节度使提供的，可能侦查有误。后来明廷和辽东军已知倭军绝非朝鲜以为的数千兵马，而是数以万计。

平壤战败后，明军多次派遣使臣与倭军谈判，目的在于拖延时日以待大军集结。同时先派出先锋部队，不过考虑到朝鲜军粮缺乏，所以先锋部队暂时驻兵在辽东境内。而此时，日军数量到底多少，还无人知晓。虽然已经经过4个多月，朝鲜还是无法确定日本军到底是登陆了多少人，这也为后来的明军所需要派出的兵力估算增加了不少的困扰。

1592年10月，明朝集结五万兵马，准备一举歼灭日军。12月，总兵李如松从宁夏胜利归辽后，尚不及休息即率军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元月5日进抵平壤城下，元月8日与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18000人战于平壤，平壤城易守难攻。东有大同、长庆二门，南有芦门、含毯二门，西有普通、七星二门，北有密台门，有牡丹峰高耸，地形险要。李如松令蓟镇游击吴惟忠率领步兵当先，辽东副总兵查大受率领骑兵居后，攻击北部要塞牡丹峰；中军杨元、右军张世爵领兵进攻城西七星门；左军李如柏（李成梁次子）、参将李芳春领兵进攻城西普通门；祖承训率领明军乔装为朝鲜军麻痹日军，力攻城南芦门；主帅李如松督阵。明军主力将进攻平壤的南、西、北三个方向，东面给日军留出退军路线。祖承训率领的明军率先突破城南的芦门，接着含谈门、普通门、七星门、牡丹峰也相继被明军攻占，日军黑田长政曾派黑田二十四将之一的久野重胜（久野四兵卫）前往侦查，也被明军毒刀砍伤于翌日毒发身亡。小西行长一看大势已去，率领残兵退守城北一隅风月楼。入夜，日军自东南方向突破，渡过大同江向汉城退却。沿途早有李如松部署李宁和查大受伏兵等候，一阵掩杀，击毙数百日军。当时明军配有佛朗机炮、虎蹲炮，灭虏炮等等火炮数百门，日军火绳枪虽然略优于明军火铳，但日军却没有明军威力强大的火炮。朝鲜纪录“在距城5里许，诸炮一时齐发，声如天动，俄而花光烛天”、“倭铳之声虽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天崩地裂，犯之无不焦烂……”。李如松卒收复平壤、开城，并且进攻汉城。

平壤大捷后，李如松欲率领明军乘胜追击日军，他派副总兵查大受与朝鲜将领高彦伯领骑兵数百侦查开城至王京之间的道路，正月二十五侦查先锋在碧蹄馆（位于首尔西北部的京畿道高阳市德阳区的碧蹄洞）南方的砺石岭遇到日军前野长康、加藤光泰的侦察队数百名，一时之间，双方前锋交战互有伤亡，日方败退损失60名骑兵，查大受则退往碧蹄馆。李如松得报后即刻率兵驰援。孰料日军已有兵力提前埋伏，由于碧蹄馆地形狭隘，又多泥泞水田，不利骑兵行动，于是李如松且战且退，明军在包围圈中奋勇作战，两军从午后交战6个小时至黄昏，最终明军等来了援军，副总兵杨元率兵冲破日军包围，打退日军。

之后日军转攻幸州山城，朝鲜城将权栗以少数兵力大败日军，日将石田三成、吉川广家等负伤。

1593年6月，日本因海战失利补给无法送至，加上国内瘟疫流行，遂派使节与明朝议和。7月，朝廷宣诏退兵以进行日本封贡事宜。12月，神宗下令大兵尽撤，但同时强调，虽然撤兵，“但倭情狡诈，未可遽称事完”。

在战争平息了一年多后，1596年，日本再次挑起事端，丰臣秀吉决心再次发兵侵略朝鲜。而朝鲜也只得再次遣使至明朝求援。明神宗闻知，首先将一心求和的兵部尚书革去了职务，之后再次出兵援朝。且准备了八万大军应战日军。最初因为作战人数少于敌军，明军一度处于被动状态，但在万历坚定的支持之下，形势逐渐逆转，日军逐渐抵挡不住明军的攻势。

1597年，朝明联军抗倭进入决战阶段。明朝再次调动兵力增援朝鲜。兵分三路进攻倭寇盘踞的三座要塞：蔚山、泗川、粟林。中国援朝抗倭大军的东征军，在中路提督董一元、副总兵张榜率领下，明军分四路向盘踞在朝鲜半岛南部永春、昆阳、晋州、泗川等地的倭寇发起进攻。朝鲜庆尚右兵使郑起龙也率兵2200人与明军组成联军，共同作战。朝明联军英勇杀敌，势如破竹，连连取胜。

1598年8月18日，日军主帅丰臣秀吉在朝鲜战场节节败退，羞愤积郁，终于在伏见城死去，临死前遗命撤兵。1598年11月，倭寇大将小西行长属下的日寇，在朝明联军的致命打击下企图从海路逃窜回国。至此，长达7年的援朝抗日战争，最终以中朝两国的胜利，日本的失败而告终。明神宗大奖三军，《明史》称此为“东洋之捷，万世大功”。

远道而来的传教士--利玛窦

1552年，意大利马尔凯州利氏药房的掌柜诞下一子，家人十分欢喜，并对此子寄予厚望，9年后将他送往马切拉塔的耶稣会寄宿学校学习，再过7年之后，又将他送到罗马学习法律，并希望他能在法律领域开拓天地。可三年之后，这个孩子中断了自己的法律课程，违背了他父亲的愿望，进入他父亲就不希望看到了他进入的耶稣会实习。这个孩子就是日后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做出巨大贡献的传教士利玛窦。

利玛窦十六岁那年来到罗马，在圣汤多雷亚学院的预科学习，并于1571年圣母升天节那天加入了耶稣会。次年，他又在耶稣会主办的罗马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并师从数学家克拉乌学习天算，其时当时的耶稣会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神父也是他的老师。在此期间，勤奋好学的利玛窦还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语，而且也会使用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利玛窦的老师之一--范礼安神父，他的主要使命就是向中国派遣基督教传教士。这个使命在当时想要完成是无比艰难的。正像大家知道的那样，那时的明朝仍是闭关锁国的状态，这个国家拒绝一切外来的思维。之前有过试图要敲开中国大门的传教士，试图向这块封闭的土地上传播他们的理念，最终无一成功者。在这种情况下，罗明坚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利玛窦勇敢的接下了这个前人从未完成过的使命，他在被授予神职后，应召前往中国传教。

在来中国之前，利玛窦首先去了印度果阿，并在那里学习神学，还在在果阿和柯枝的寄宿学校教授学生人文科学。利玛窦在印度传教四年，他认识到应该允许当地人也学习哲学、教理和神学等欧洲文化，并且写信给耶稣会总部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阻拦他们与他人为伍担任职务--通过学问而出人头地--我担忧他们会憎恨我们，而我们耶稣会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异教徒使他们皈依我们神圣信仰的使命将会化为泡影。”他的这种见解在他的一生中始终如一，这也是他进入中国后所持的态度。

先前那些试图进入中国传教而不得的传教士，都滞留在了澳门，其中之一就有推荐利玛窦的罗明坚神父。1582年，利玛窦首先来到澳门给罗明坚当助手，同年，罗明坚通过讨好与“贿赂”两广总督陈瑞，从而获得了可以在广东肇庆城外的天宁寺呆四五个月的特别许可。远在澳门的利玛窦也得了恩准。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要启程的时候，陈瑞被免了职。陈瑞担心引外国人入国会招致更大的罪祸，于是慌忙将罗明坚等人赶出肇庆，打发他们去广州。然而船到广州，江岸守卫坚决不许他们登陆，罗明坚等无奈只得又回到澳门。

可能是上天也在帮助利玛窦。新上任的两广总督郭应聘发现了前任的公文，令海道副使和香山知县查明。于是利玛窦跟着罗明坚再到广州与海道交涉。但他们再一次受到了打击，在广州街头，他们看到了两广总督的告示，告示上明令禁止汉人与外国神甫接触，不许在广东建教堂和私宅。两人顿时泄了气。但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回到澳门没多久，罗明坚却突然收到了两广总督的来信，批准他们再到肇庆。利玛窦兴奋的简直要跳起来。若没有两广总督这一特别许可，外国人是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内地长时间的停留和随意的走动的。不管如何，这两个外国传教士，终于迈出了在中国传教的第一步。

对中国官员和普通百姓，他们一直自称来自“天竺”，希望让中国人误认为他们是佛教徒从而减轻他们的阻力。而且利玛窦在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时也不敢说是来传教的，而是说：“我们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如果他直接说是来传教的话，可能早被驱逐出去了。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而初入中国的利玛窦也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

来到肇庆没多久，就在正在修建的崇禧塔下，罗明坚和利玛窦得到了一亩见方的一块土地。那块地成为了建教堂的地址。二人计划建一幢两层西式楼房，还在工地附近租了一间平房做临时住所。罗明坚亲自去澳门筹措工程款项。而为了让工程进行，利玛窦将他从西方带来的三棱镜卖了二十个金币支付了工程费用。到1585年夏天，中国内地第一间天主教堂终于正式落成。这间教堂的式样和建筑风格与西方教堂并不完全想像，可能是利玛窦有意迎合中国人的审美观而为之。利玛窦曾在札记中这样描写这间教堂：“房子本身很小，但很中看，中国人一看就感到惬意。”法国汉学家裴化行曾经做过考证，说这座两层的房子是用青砖白灰筑成的，看上去并不太像座西洋建筑。下层有五间房，中间的当客厅，客厅两边各有两间房间。楼上则给神甫住。两位神甫将教堂称为“圣童贞院”。

传教工作从这个时候就正式开始了。当然起初传教是十分低调的，神父们小心谨慎的行事，不敢太多张扬。为了博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好感，他们主动的学习汉语和中国的礼节习俗。他们甚至还穿上佛教僧侣的服饰，博取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他们在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当有中国人来跪拜时，他们就会感到无比的兴奋，却不知道这不过是中国人出于一种礼节性的表达，并没有宗教意义。

1584年，为了让中国人更多的了解现代科学，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山海舆地全图》，令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很多中国人来请教问题，利玛窦就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他们翻译了《十诫》《主的祈祷》和《圣母赞歌》，以及《教理问答书》。利玛窦的用心没有白费，很快就有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了兴趣。于是利玛窦就发给这些感兴趣的人一个小册子，那是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上面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这本小册子引发了许多中国人兴趣。但归根究底，中国人始终只是将它当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国人对于基督教还没有多少实质的认识。

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夏天，广东新任总督强占了利玛窦所住的西式建筑，利玛窦被迫移居韶州。此间，利玛窦的两名部下相继逝世，而罗明坚神父则早已返回了欧洲，现在中国只剩下利玛窦一个西方传教士了。唯一令他欣慰的是，他在肇庆结识的士人瞿太素成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借着瞿太素的宣传，以及赠送高官们利玛窦自己制作的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玛窦的名声逐渐在当地的达官贵人中传开。

万历二十三年，利玛窦去了南京，他想设法留在南京，但失败了。只得折返南昌，并获得批准在此居住。在南昌，利玛窦知遇了江西巡抚陆万垓，向他展示三棱镜、西国记数法和钟，并讲解西方书籍的内容，他还向当地学人讲解数学问题与日晷记时问题。之后利玛窦成功的预测日食，使他声名大振。同时明王朝王室成员、各级官员都对地球仪、玻璃器皿、西式装订的书籍等礼物极感兴趣，利玛窦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举行“科普”展览，表演先进的记忆方法，出版《交友论》，并开始撰写《天主实义》，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

万历二十四年，利玛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全权负责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教会还指示利玛窦去北京觐见中国的皇帝，以达到在中国传教的有力保障。而且还从澳门送去了许多准备送给中国皇帝的礼物。

万历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00年5月18日，利玛窦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礼物进京，得到明神宗的信任。1601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这当中最著名的，也是后来影响最大的是进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启。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逝世前指定龙华民接任教会中职务。

利玛窦的一生充满传奇，他至今仍是欧洲和中国文化交流的模范。他逝世时，来到中国的使团一共有8名使者与8名中国耶稣会传教士在4个教区和一个传教所供职。此外，还发展了25000名基督教徒。中国人尊称他为“泰西儒士”，并被历史学家认为是“有史以来中国和西方之间最杰出的文化桥梁”。同时他也被奉为努力传播科学知识的耶稣会传教徒典范。

文化的大繁荣

在朱翊钧的统治下，明王朝的基业发生了根本性的断裂，这个两百年的王朝开始了他的末日狂奔，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位期间，毕竟还是有过一些作为的，这些举动都直接或者间接的推动了当时的文化大繁荣。

有一次，徐光启到传教士郭居静家里拜访，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一幅世界地图，当时那幅地图给了徐光启非常大的震撼，他第一次知道在明朝之外还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也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知道自己所在的世界叫地球，而且还是圆的。他第一次听说有个叫麦哲伦的完成了环绕地球的壮举，第一次听说了一个叫伽利略的科学家制造了天文望远镜，而它能观察到天上的星星，这些闻所未闻的知识，对于一个乡间的穷秀才来说，真的是大开眼界了，西方自然科学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进徐光启的生活的。

在郭居静的介绍下，徐光启结识了意大利人利玛窦，两个同样对科学充满探索精神的人相见恨晚。利玛窦积极的向徐光启学习中国的古典文化，而徐光启则努力的从利玛窦那里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他们从天文谈到地理，又谈到中国和西方的数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徐光启很快就领悟了欧洲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原本》，并深深地为它所蕴含着的奥秘所吸引。为了弥补中国数学的不足，徐光启开始着手将欧几里德的数学著作开始翻译成中文，就这样在明朝末年的一个小房间里，一盏昏暗的台灯下，“平行线”、“三角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相似”这样的中文学术用词诞生了。

除了加强对数学的研究外，徐光启并没有放弃改善中国农业的想法。为此，他还辞去了官职，跑到天津购置土地，在那里又做起了一个农学家，他种植水稻、花卉、药材，并对它们反复的进行试验，为了提高产量，徐光启反复琢磨如何利用“粪壅规则”。后来，徐光启还将自己的种植心得编纂成了《农政全书》。

同时，徐光启还提出了更加现代化的军事理念，宣扬“八无敌”，也就是材料、工艺、武器、选兵，以及军队素质、练兵、情报、指挥，他认为只要把这八个项目抓上去，军队即可无敌于天下了。在带兵的过程中，他也是按照这个方法操练兵勇的。在加强对人的训练的同时，徐光启还痴迷与武器的制造，尤其是在火炮的研究方面更是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将火炮的攻防，与步、骑兵的配合紧密的结合起来，成为火炮战争应用的第一人。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在研制红夷大炮御敌方面，徐光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本身就是当地的名医，在父亲的影响下，李时珍从小就与草药结下了不解之缘。14岁考中秀才之后，李时珍并没有走上仕途，看着连年受灾的家乡父老，李时珍深切的感受到劳动人民的疾苦，他开始向父亲学习医术。20岁那年，李时珍患了肺结核病，在经历了一番生死考验之后，李时珍决定彻底放弃科举。他白天在医馆看父亲治病，晚上在油灯下苦读医学著作，逐渐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治病方法。然而李时珍在行医的过程中，却逐渐发现了中医一些弊政，他人为一些医生只懂得医理，却不懂得药理，结果经常将药物的形态和性能搞错了，耽误了病人的性命，于是决定通过自己的实际调查，编著一本药理相关的图书。

李时珍41岁时，到北京的太医院担任了太医院院判的职务，目的是为了接触更多的药材。当他听说太医院的医官们为了迎合皇帝的需要，说“久服水银，可以长生不死”“炼食硫黄，可以长肌肤益气力”的说法后，深感震惊，要知道当世太医院汇集了明朝最优秀的医官，他们尚且有如此谬论，那天下那么多的医生更是好不到哪里去了，李时珍意识到修改本草图书的迫切性。在此期间，李时珍翻阅了大量医书，同时仔细观察了国外进口的以及国内贵重药材，对它们的形态、特性、产地都一一加以记录，有了这些积累之后，李时珍毅然辞官，开始踏上了追求中医科学的大道上。

为了修改本草，李时珍可以说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别人说北方有一种蔓陀罗花，吃了后会产生麻醉的感觉，为了找到这种花李时珍背井离乡，忠于在北方发现了这种植物，并掌握了蔓陀罗花的性能。他还开始对大豆解百毒的功效深感疑惑，为了他还进行了多次试验，结果他发现单独使用大豆根本起不到解毒作用，但是如果能够加上甘草，就效果显著了。除了对植物、动物的药性进行研究外，李时珍还对矿物药物也展开了调查，他要弄明白水银，硫黄这些矿物究竟能否延年益寿，通过常年累月的观察和积淀，他发现了这些矿物对人体是有害的，尤其是铅中毒，对导致“皮肤萎黄，腹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死”。而水银这种历来被人称之为长寿妙药的物质，也被他归结为“温燥有毒”，认为“若服之过剂”“则毒被蒸窜入经络筋骨”，而长生不老的功效更是被李时珍认为是无稽之谈。

在走遍大半个中国之后，李时珍在61岁那一年，编成了《本草纲目》，这本中国医学界的瑰宝之作就完成在万历年间。朱诩钧知道此书后，还专门让人收集上来，并命官员批了“书留览、礼部知道”七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