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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坊梁人（第1页）

油坊梁人

郭登明和他的一家

郭登明，圆圆的脸，两腮微红，比我小几岁，一看就是个诚实人。

他就是前面提到送我到“郭家老房”的那位社员。他家就在我那个烂房子的北边，翻过沙丘就是，是我唯一的近邻。

刚到生产队时，我几乎什么都从他家拿。没有水，连桶带水都从他家提，而他们的水是用驴从别处驮来的；没有粮，我提着口袋从他们家借；没有菜，吃饭时甜吃（方言，意为不吃菜只吃米饭），他知道了让我用牙缸从他家装了一些酸菜、蔓菁，甚至没有柴，没有扫炕的笤帚，都是他家拿来的。

他过来教我怎么撇米汤，怎么焖饭。教我一天焖一次饭，一次把全天的都焖好，分成三牙子，早中晚收工回来各吃一牙子。他说：没有人给你做饭，只有这样才能赶上出工：队上留给社员吃饭的时间很紧呀。他为我想得十分周到。头几天割糜子没有镰刀，我用他的备用刀；没有磨石磨刀，用他背的磨石。每天出工他到门口叫我一起走，收工他和我一路，先到我门口，他总不忘进来看一看、教一教。总之，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郭登明的帮助，我挺过不来。

我一到生产队就碰上全年劳动强度最大的秋收。割糜子，一人两沟，“狗撵狼”，一个跟一个割上去。我用力、使刀都不得法，费了九牛两虎之力，还是跟不上前面的人，而我后面的人却不等我，“唰、唰、唰”地抢了上去。偌大一块地，就我一个人的两行糜子割不完，我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这时候，会有几个好心人过来接趟，帮我收拾残局，郭登明是其中一位。在大家的劳动强度都已经很大的情况下，他们还来帮我，我十分感激。

郭登明比较耐心，不但为我接趟，还教我弯腰、后肘抬高、茬子压低、揽把出刀快等要领。一半个月后我干活渐入套数，全仗他教授。

秋收一个多月，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天天收工回家，走路都一摇一晃，疲惫不堪。匆匆吃完锅里的剩饭，上炕就躺下。腰酸背疼，无以复加。我咬牙挺过来。那时只有郭登明常常助我一臂之力。

头一年秋收，郭登明与我一起出工，一起回家，于是队上有人说：郭登明与“分子”胛子靠胛子。言外之意是他没有同“分子”划清界限。郭登明知道后，仗着他是贫下中农的政治优势，拧着脖子抗争说：他不会干活，我教他，胛子靠胛子又能把我咋的！

后来，郭登明当了生产队保管。凡我去库房打决分粮，只要周围没人，他就让秤翘得站也站不住，少说一秤多出五六斤。他说你拿上，“罢”说（别说）。我背上就走。这事儿，他是担风险帮我。

郭登明老爹提醒我晚上出门屙屎尿尿要小心，防着摸不回来。郭登明老妈教我使碾子、石磨，以“送一送”为我治感冒。郭登明的大哥叫郭尚科，是生产队长。我刚到生产队时，割糜子得借别人的镰刀、磨石。但不能老借呀，几天后，托到大队开会的郭队长帮我买几样东西（大队有供销社）：镰刀、磨石、风箱（做饭用）、煤油（点灯用）。前两样是生产工具，后两样是生活资料。郭队长背着这些东西，走十里沙路带回来，麻烦他了。

郭队长对我的关照至少有两个。一是1967年年初，我到北京上访，来回一个多月，没挣下工分。他在1967年决分社员大会上说：是人就有嘴，王庆同的口粮不要扣，吃饱了好改造他。这是他转着圈子让社员理解不扣我的口粮。二是从第三年起，他决定派我去种菜园子。种菜园子干活比较自由，还能随便吃菜吃水果（园子有果树），是生产队的好差事。许多社员想到菜园子干而不得，结果叫我这个“分子”去干。上头来生产队检查工作时，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给顶了回去，他说：种园子偷的不行，往家里拿，叫王庆同种，吓死他不敢往回拿。

的确是这样，没有先后两任生产队队长郭尚科、余秉金和政治队长荀智等人的安排，没有大队干部的睁一眼闭一眼，我种不成菜园子，更不能一种就是几年。

郭登明的弟弟叫郭登亮。我在双井子（油坊梁）时，他是小学生。

2011年春节，我去吴忠看望郭登明（他已搬到吴忠城里），见到郭登亮。

他已经50多岁，但模样还在，我一眼就认出。他以当年小学生的视角回忆对我的印象。他说，刚开始你不会焖饭，黄米就朝冷水锅里放，煮出来的都是稀饭……你那手没法看，缠的全是胶布……他透露说：当时队上还有人暗中喜欢你呢。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我们在哈哈大笑中回忆昔日的辛酸，思索今天的日子来得不易。

我离开生产队已经44年。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的教学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外出。从90年代初起，我开始探望油坊梁的朋友。我先后多次去灵武新华桥乡和吴忠市区看郭登明（他家先搬到新华桥乡，后搬到吴忠市区），每次他都把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以及第三代找来与我见面。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忆往事，延续着友情。

孙立义和他的兄弟

孙立义比我小几岁，大手大脚，是个勤快、老实的人。

1967年我搬到喂猪房以后，与孙立义交往密切起来。这个喂猪房在居民点，孙立义家也在居民点，离我家不远。

晚上，他常来我家闲谝。往热炕上盘腿一坐，掏出烟袋，撕个二指宽的纸条，捏上一撮烟叶，熟练地拧成一捧烟递给我。他再给自己拧一捧叼嘴里。我们抽着自制的卷烟，乱谝起来。他常谝先人告诫的人要行善的故事，也说他自己碰到过的事情。

开头一两年，我对沙丘、荒滩地形的识记能力不如一个土生土长十来岁的娃娃。我到滩里打柴（沙蒿柴）、掏猫头刺（一种火力很旺的柴），过几天再去拉，找不到原来的窝窝，白打了。孙立义知道后，让他十来岁的女儿女羔跟我去打柴，下次拉柴女羔能准确无误地把驴拉车引到原来的窝窝……女羔现在长大了，嫁到川区，有了娃娃。她带着丈夫、娃娃于20世纪90年代来过我银川的家。回忆起她领我打柴的情景，都不胜感慨。

我的自留地基本都种山芋。种一亩自留地山芋，大约需一背斗山芋种子（大背斗）。第一年，我没有种子，是孙立义借给我的。头天晚上，我用镰刀把借来的山芋切成种子块（每块至少要有一个眼眼）。第二天，我揭（耕）地，他端着小笸篮点种。孙立义是我会种山芋的师傅。

秋收时，孙立义帮我接趟。特别是拔麦子（旱地麦子根浅，为多收麦草，收麦子用手拔不用刀割），我的手满是口子，一捏麦秆钻心的疼。我是咬紧牙关才拔了一趟又一趟，但拔的速度总是越来越慢。这时候，孙立义往往从那头拔过来接趟。

生产队利用春耕春播结束到锄地前的20天空隙时间，常组织青壮劳力到“外首”（毗邻生产队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区域，那里人少、滩广，甘草秧子厚）挖甘草。我那时30多岁，又是“分子”，这种苦活少不了我。有一年到“外首”挖甘草，一个地方甘草秧子特别厚，附近只有几间扒了顶的房“壳廊”，我们就在房“壳廊”住了几天，把这块好草“抬”了（挖完）。

各人把行李放进房“壳廊”时，孙立义把我的行李放到他的旁边。我白天与土块“拌跤”（挖甘草这活，要把甘草四周的土取出来，就像在与“土块”

拌跤），晚上挨着他睡：眼睛一睁就是星星，黎明时分寒气袭来叫人打寒噤，我裹着被子与他挨得紧紧的，互相挡寒。有一天晚上，天上飘起毛毛雨，我们裹着被子在被窝里让雨淋。好在第二天又是大太阳，都把被子铺在沙蒿柴上晒，满滩红红绿绿，很是壮观。吃饭的时候，各人吃自己带的腌蔓菁、酸菜（用菜罐子提着带来），我什么都没有，孙立义让我在他的菜罐里夹一些就饭：风雨同“罐”，此情难忘。

孙立义是生产队副队长，与川区的人有联系，常主持队上社员用山芋换川区稻米的事。川区的拖拉机带一些稻米上来，孙立义则把各家的山芋收集起来，按四斤或五斤换一斤稻米的比例，把拖拉机带来的稻米换下，然后分给出了山芋的社员。这事儿很麻烦，要想换一点，得早早与孙立义说好。我呢，每次张口要求换一二十斤稻米，他从没有拒绝过。那9年，每年能吃到一点稻米（少则十几斤，多则二三十斤），全仗孙立义，还有张玉清、余秉金、余秉银等人帮忙。换来的稻米不多，吃的时候就更珍惜。

改善生活，一般也不吃纯稻米饭，而是吃二米饭（稻米掺黄米），那点稻米就可以多吃几顿。二米饭在当地也是很金贵的，当地有个说法“稻米掺黄米，丫头嫁到银行里”，足见二米饭也不是一般人常能吃上的。

有一年夏天，到一块离生产队很远的地锄草。早上吃了一点自己做的粳糕（用队上分的软糜子碾成软黄米再磨成面蒸的）。因为急着出工，没怎么熟就吃了，结果，锄地中间肚子疼。收工往回走时，疼得更厉害。走到最后一个长上坡，已经直不起腰，走两步用手撑着爬两步。天黑了下来，大伙都忙着回家煮饭，只剩我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挪。我心想：今夜回不去，在滩里过夜，小命都难保。正在千难万难之际，突然从坡顶下来一个骑驴的人。渐行渐近，原来是孙立义。他看我走不动，急急在前头跑回去，骑驴接我来了。他把我扶上驴背，我连骑带赖靠在他身上。他一手扶我，一手赶驴，慢慢把我驮回队上，我才好了过来。

1974年我盖新房子的时候，孙立义出了大力。他泥水活好，裹出的墙平平展展、细密光亮。我那间新房子之所以有点“样法”，与孙立义在墙上最后几道工序（砌、裹、搪）使出绝招，把墙收拾得“倭倭也也”（当地土语，很得体、很漂亮的意思）有关。他给我的新房子裹墙的时候，嘴里叼一捧旱烟，一手托泥，一手使“泥子”，熟练地在墙上来回抹泥。只见“泥子”过处，墙体有了“活气”。干得差不多了，他把旱烟棒子朝地上一吐，说开了：人活脸，树活皮，土墙活的一锹泥。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五次去灵武狼皮梁吊庄看孙立义，他全家迁到这个吊庄。他总早早站在大门外等我（事先辗转打电话告诉了他）。一见我，喜得不行。我们盘腿坐在炕上谝过去的事，寻找当年的感觉。每次去，我带点牛奶、香烟、糕点之类。他总推辞不要。实在不行，他就回馈我自家园子里的苹果。还要逮窝里的兔子送我，我坚决不让逮。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不白要我的东西。稍感遗憾的是对我不像当年那么随便，有点拘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