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认为领导“拿架子”是没有好处的,对于下属而言,领导本来位置就高高在上,具有一种相对优越性。如果领导不注意自己“架子”问题,凛然一副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势必在自己与下属之间划出一条鸿沟,从而切断领导与下属进行感情交流和沟通的纽带,拉远了上下级之间的距离,更不可能引起下属的心灵共鸣。但是我们要说,“架子”决不仅仅是一个消极、负面的东西,而有着它积极而微妙的意义,成为许多人领导和管理下属的一种十分有效的艺术性方法。群众都有服从权威的倾向。而管理者通过得体的“架子”表现出来的自信心、意志力、傲视群雄的态度以及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气势则有助于增加自己的权威,更能从形象上唤起别人的敬佩和好感。最重要的是,没有神秘就不可能有威信,因为对于一个人太熟悉了就会产生轻蔑之感。
为了使齐国富强起来,齐威王决定从整顿吏治人手。于是,他假装不理国政,沉湎于酒色之中,经常作彻夜之饮。实际上,他明察暗访,细心调查全国各地的官员为政的情况。掌握了详细的真实情况后,他开始行动了。
一天,齐威王传令将全国72个县令长官都召集到国都临淄开会,并在大殿外烧了一锅开水。他先点名叫出即墨县的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了即墨,天天有人告你,说你怎么怎么不好。我就打发人去即墨调查。他们到了那里,看到地里长着绿油油的庄稼,人民都挺安分守己,脸上透着光彩,好像不知道有什么苦楚,有什么纷争似的。这是你治理即墨的功劳。你专心一意地为百姓,一点儿不来跟这儿的大官们套近乎,也不送礼给他们,他们就不说你的好话。像你这种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不吹牛,不拍马的太守,咱们齐国能找到几个?我加封你一万家户口的俸禄。”那些状告他的人一听,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脊梁骨直冒凉气,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
齐威王又把阿大夫叫上来。对他说:“自从你到了阿城,天天有人夸奖你,说你怎么怎么能干。我就打发人到阿城调查,他们到了那里瞧见地里乱七八糟地长满了野草,老百姓面黄肌瘦,连话都不敢说,只能暗地里叹气。这都是你治理阿城的罪恶。你为了欺压人民,装满自己的腰包,接连不断地给我的手下人送礼,叫他们好替你吹牛,把你捧上天去。像你这种专仗着贿赂,买动人情,巴结上司的贪官污吏,要是再不惩罚,国家还成体统吗?来人,把他扔到大锅里去。”武士把阿大夫烹煮了。吓得旁边那些得过阿大夫好处的人,也两腿直哆嗦,屁滚尿流。
这时,齐威王又把那些平时不分青红皂白、颠倒是非的十几个人叫出来。骂着说:“我在宫里怎么知道外面的事情呢?你们就是我的耳朵,我的眼睛。可是你们贪赃受贿,昧着良心,把坏的说成好的,把好的说成坏的。你们好比扎瞎了我的眼睛,堵上了我的耳朵。我要你们这些臣下干什么?把他们都给我烹煮啦!”这十几个人吓得跪倒在地上,苦苦哀求。齐威王就挑了几个顶坏的,下锅烹煮了。
齐威王的举动令齐国野朝及邻国为之震惊,原来,他在沉湎于酒色的幌子下,对朝廷内外的官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从此谁也不敢再弄虚作假了。
正因为他善于藏心,才摸清了真实情况,从而有根据、有针对性地打击了歪风,换得了齐国的强盛局面。试想,如果齐威王不是一开始不动声色,在没掌握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大发雷霆,别说一鸣惊人,最终恐怕连自己的位子也坐不稳。
通过“摆架子”,可以使自己的心机不被窥破。因为领导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他若想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懂得掩藏自己,使自己的心机不被窥破。如果下属很容易就揣摸到上司的心理,他就很可能用之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从而危及或破坏上司意图的实现。而不暴露自己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增加与下属的距离,减少接触,使自己保持一种神秘莫测的状态。这就是上司爱“摆架子”的另一个原因。
上司的“架子”决不仅仅是为了炫耀,还是一种因为害怕下属而采取的防范性措施。
领导的“架子”,也是一个挡箭牌。你太随和,人人都以为你好说话,所以,鸡毛蒜皮的事都来找你定夺,你把“架子”摆起来了,就可以逃避这些小事的烦扰,而集中精力去谋大事,所以,摆架子又应该是领导艺术的一部分,有利于领导对政务的决策。
但是,“摆架子”要适当,过犹不及。你一点“架子”不摆,反而被人瞧不起,工作起来难以服众;你“架子”摆得太足,把群众离得远远的,也会有负面影响。
7.左手白脸,右手黑脸
权力的运用离不开这两个字:恩和威。有恩无威,人不畏惧,权力的行使也就大打折扣。有威无恩,人人离心,失去凝聚力,权力将形同虚设。领导者时刻注意着既要保持自己的权威,同时也要提高自己的人气,所以,就经常使出两手抓,两手硬的技巧。历史上有很多善用此法的高手。
三国时期,蜀国南方诸夷发动叛乱。蜀相诸葛亮深知南中之事,不仅关系到蜀汉后方的稳定,同时也关系到北伐大业,就下决心亲自率军远征。
此次出兵,诸葛亮兵分三路,沿途平定零星叛军,主力行至益州郡。孟获为叛军头领,为少数民族首领,在南中地区很有威信和影响。当诸葛亮听说孟获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在南中各个地区的部族人民中很有威望,想到如果把他争取过来,就会更好地解决少数民族和蜀汉政权的关系,消除南中时常叛乱的根源,会使蜀国有一个安定的大后方。诸葛亮深知孟获的个性,应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不可专用武力,而应注意征服他们的心。于是,他决定唱一次红白脸,下令只许活捉孟获,不得伤害。
孟获回去之后,重整旗鼓,又一次气势汹汹地进攻蜀军,结果又被活捉。诸葛亮劝降不成,又一次把孟获送出大营。孟获也是个犟脾气,回去又率人来攻并同时改变进攻策略,或坚守渡口,或退守山地,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诸葛亮的控制。一次又一次遭擒,一次又一次被放。
到了第七次被擒,诸葛亮还要再放他走,孟获流着泪说:“丞相对我孟获七擒七纵,可以说是仁至义尽,我打心眼里佩服,从今以后,我决不再提反叛之事。”
结果,诸葛亮唱的这次红白脸使孟获回去之后,说服各个叛乱部落全部投降,南中地区重新归属蜀汉控制。自此,蜀国的大后方变得稳定,南方各族人民也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领导者需应付的事,需对付的人各式各样,所以只有一手是不行的。红白脸相间也就是一文一武,一张一弛,既有刚柔相济,又恩威并施,各尽其用。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只能解决与人相关的特定问题,都有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对人太宽厚了,便约束不住,结果无法无天;对人太严格了,则万马齐喑,毫无生气,有一利必有一弊,不能两全。
会单打独唱红白脸相间术的高手要算清朝的康熙皇帝了。清初,汉族作为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政治地位非常低下,备受满族人歧视。这种民族歧视的存在,使不少汉族官员心怀怨恨,苟且推诿,不肯尽心为朝廷效力。康熙为了安抚汉族官员,从形式上消除了明显的歧视,一再声称“满汉皆朕之臣子”,宣布“满汉一体”划一品级,满汉大小官员只要职位相同,其品级也就相同。官员的一视同仁极大地减少了汉族官员的不满。康熙还大批任用汉宫担任封疆大吏。
康熙对他所信任的汉族大臣,往往也能推心置腹,深信不疑。康熙曾非常信任儒臣张英,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军国大计以及生活琐事,时人评论说他们“朝夕谈论,无异生友”。康熙还强调“君臣一体”,时而还邀请汉族大臣到禁苑内和他一起游玩、垂钓。受邀请的大臣自然将此视为莫大的荣幸,从而对康熙更忠心耿耿了。
但是,康熙对汉族官僚士大夫、知识分子也还有防范和高压的一手。他经常用一些心腹之人监视地方官吏和当地人民。他们这些人不断用密折向康熙报告各地的民情和官场情况,督抚等大员的举动更是监视的重点。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君主,康熙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英明果断、文武双全。对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实行的是恩威并施,又拉又打,以拉为主,而又加以防范的政策。这才制止了汉族士大夫们的分裂倾向,从而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他的治理下,清朝迅速强盛起来,进入鼎盛的康乾盛世时期。
康熙就是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也靠着他本人红白脸相间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好皇帝。
为人兼有软硬两手,才是处世自保并争取主动的真理。为人、处世、做领导均艺术也,智慧也。掌握了黑脸白脸术当能屈能伸,能柔能刚,亦宽亦严,亦恩亦威。因此,对待下属既要有软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只有恩威并用,才能真正树立大正的官威。
8.适当地给狂傲的下属一点“颜色”
狂傲者往往自命不凡,以为自己是旷世之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一个下属狂妄到了这种地步,那真是叫管理者头痛。对待这种下属,需要肯定他的成绩,适当安抚迁就,但也不能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否则,他可能会忘乎所以。适当的时候管理者必须对其威慑一次,让他有所畏惧。
尉迟敬德,名恭,字敬德,唐朝大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原来在义军宋金刚手下,后来归服于李世民。
在一次唐军中出现降将逃亡的浪潮中,尉迟敬德被殷开山、屈突通等人缚住送到至李世民前。殷开山、屈突通请求将尉迟敬德处斩。李世民没有听信,反而安抚尉迟敬德,自此之后,尉迟敬德死心塌地的效忠于他。
其实早在李世民打败刘武周,尉迟敬德战败被逼投降时,屈突通就已经提醒李世民要小心敬德是被逼归顺,恐怕将来会叛变,不应委以重任,但李世民未予理会。
正因李世民如此赤诚相待,使尉迟敬德终生尽忠于李世民一人。后来李世民与李建成争位,李建成曾送尉迟敬德一车金银来收买他,却被他严词拒绝。
尉迟敬德很受李世民器重,日子久了,未免生骄傲放纵之心,他经常盛气凌人,在朝中专横跋扈,动不动就殴打别的大臣,招致同僚们的不满。曾经有人向唐太宗李世民说尉迟敬德想谋反。李世民知道后,便问他:“有人告发你,说你要谋反,你告诉我,可有此事?”尉迟敬德道:“为臣跟随陛下讨伐四方,身经百战,牺牲了那么多兄弟,而如今幸存活下来的,只有那些从刀、箭底下逃出来的人。如今天下已经平定了,你反而怀疑起臣下要谋反?”说着就把衣服脱了扔在地上,露出身上的累累伤痕。李世民一看满身的伤痕,感动得老泪纵横,用好言好语安慰了他一番。
李世民看到尉迟敬德在大殿行凶后,当即长叹一声,随侍的大臣问皇上何以叹气,李世民深有感触地说:“我先前总不理解汉高祖何以要屠杀功臣,心想天下是功臣打下来的,怎么不能和他们一道共富贵共享乐呢?我当了皇帝后,暗下决心不走刘邦的路,要和功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君臣之间两不猜疑,上下相安,现在看来这只是一厢情愿。正因为他们不把汉高祖刘邦放在眼里,最后被刘邦处死,那可并不是汉高祖刘邦的罪过啊!”
这段充满杀机的话很快反馈到尉迟敬德的耳中,令尉迟敬德和那些忘了自己是谁的臣僚们出了一身冷汗,自此行迹大为收敛,不再仗势欺人,尉迟敬德更是足不出户,在家养些歌妓舞女以娱晚年。
必要的批评和教戒对下属有着醍醐灌顶的作用。李世民简单的一席话,既唤醒了尉迟敬德的自知自明,使其不至危害国家和社会,又保全了他的名节,不愧是一位高明的用人大师。设想当初李世民如果不及时说那番感慨,尉迟敬德很可能愈演愈烈,在得意忘形之余极有可能犯下不赦之罪,到那时候李世民就只好挥泪斩尉迟敬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