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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家风的形成与传承（第1页）

耕读家风的形成与传承

“忠孝传家久，耕读继世长。”这是写在家谱最前面的一句话。我老家在陕北农村，是一个耕读传家的家族。这个耕读家风的形成，要从百年前爷爷小的时候说起。

由于家里缺少劳力，爷爷一直没有进过学堂，十一二岁就能独立从事农业生产。随着家里人口的不断增多，爷爷必须起早贪黑、手不拾闲地干着比野草长得还快的活计。有了儿子后，爷爷干活更加有劲、更加勤快。

爷爷最容不得别人比自己起得早，只要听到农田里有更早的牛铃声，他就会以不吃饭、不睡觉等方式责罚自己。强烈的自尊心无时无刻不在驱使着爷爷奋力干活、潜心提技，二十五六岁时，就毫无争议地成了方圆十几里有名的“庄稼把式”。任何时候，周边的人看看田块的平直和庄稼的长势，就知道哪块是我家的田。

“入社”以后，尽管农业社给他安排的全都是最难的活，但对爷爷来说，那些活根本就是小菜一碟。为了不使自己和家人太清闲，爷爷决定干一个超级工程——挖一处地坑院！

干这样一个工程的所有工具，就是一辆独轮车、几把铁锹、几个背篓和两条扁担。开工前，爷爷做了全家“总动员”，还让父亲宣读了《愚公移山》。爷爷要求全家老小齐上阵，所有活只能在生产队收工回来后干，而且不能因此影响了给生产队干活和上学读书。工程一经开工，所有人都比平常早起一个钟头，晚睡一个钟头，省去午休。

三个多月，一处地坑院挖了出来。一个两丈深、三丈见方的地坑，有一个行道、三孔大窑洞、四孔小窑洞，还有一圈围墙。庄院的人看了，没有人敢相信这是真的！

爷爷终于积劳成疾，六十八岁就不得不拄上了拐棍。爷爷虽然干不动重体力活，但对儿孙干活依然是高标准、严要求，儿孙干活稍有偷懒、质量稍有瑕疵，便严厉训斥。他常说：“干活看人品。不管是给集体还是给别人干活，也不管是揽工还是帮忙，都必须踏实仔细，偷工减料就是人品上的缺胳膊少腿！”

在爷爷的教诲、带领和督促下，我家“耕”的家风就这样扎了根、长了骨，一直传承了下来。如果说爷爷是我们家族“耕”的创立者，那么父亲便是“读”的开卷者。

爷爷当了一辈子的“睁眼瞎”，深知不识字的难处和危害。尽管家里十分缺少劳力，他还是让唯一的儿子进了私塾。上了不到两年的学，懂事的父亲看爷爷太实在太辛苦，便告别了心爱的学堂，背着书包回家帮爷爷干活。

父亲虽然离开了私塾那个有形的小课堂，但他暗下决心，给自己构筑了一个更为高大、更为耐久的无形大课堂。书包从不离开自己，放羊时背在身上，走路时拎在手上，耕作时挂在犁把上，睡觉时搁在炕头上。随时抽空认字、写字、读书，遇到生字，就跑去问私塾先生。父亲说他小时候记性不好，一个字要跑去问先生几遍才能记住，为此挨了先生不少的白眼。父亲最能“不耻下问”，不管是教书先生、看病先生，还是揽工的、过路的，甚至念书学童，凡是识字的人他都请教，都是他的老师。

父亲在学习上从不拘泥于任何形式。学生写过的作业本的背面、旧烟盒、包装袋等，都是他练字的材料。手指就是随身带的笔，土地即是天然的纸。随时随地练字的习惯完全传给了我的几个哥哥，他们一旦闲下来，就不由自主地用手指、筷子、木棍在地上写字。

父亲就是靠这种锲而不舍的“白识字”精神，让这个家族告别了文盲，在那个山村里踏出了一条教育兴家的道路。

父亲非常爱书，即使在那些饥寒年代，只要看上一本书，自己宁可饿肚子、受寒冷，也要用有限的口粮、皮毛等把书换回来，以至于我后来也这么做。“**”十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书是不敢拿出来见人的，父亲把那些书看得比自己的命都贵重。为了能不受干扰地看书，父亲把家搬到偏僻山沟里。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把书拿出来，带着三个小儿子，一起在昏暗的油灯下看。看完了，用油布把书包起来，藏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地方。

父亲注重学以致用。他当秧歌伞头唱词自己编，写请柬坚持传统格式并有所创新，写春联、喜联、挽联都是自己编内容，掐日取名不落俗套、与时俱进说喜、当司仪都是自己写串词，甚至唱的歌多数也是自己编词。正是这种勤勉和坚持，使得父亲成为周边有名的“土文人”。引黄工程开工了，村里八户人先期搬到新的居民点。居民点没有名字，父亲在木牌子上写了“八兴庄”三个大字，立在居民点路边。这三个字就成了村庄的名字，父亲后来自己花钱立了个村名的碑。

父亲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个终生手不释卷的农民。书本是父亲的“第一伙伴”，父亲一有时间就翻开来看看，张开口读读，伸出手写写。临终前的两天，父亲浑身疼得难耐，眼睛都睁不开。几个儿女用床单兜起父亲，靠不停地调换位置减轻痛苦。当我翻开《颜氏家训》读给父亲听时，老人家居然安静了下来。就这样，琅琅书声陪伴着父亲走完了最后的路程。

我家是一个大家族，父亲有七个儿子、两个女儿，还有几十个孙子、重孙子。父亲对后人们读书看得很重，要求我们读正经书、做正经人。1972年到1974年，老家连续三年大旱，人口多、劳力少的我家断了口粮，我和弟弟不得不离家流浪讨生活。出门前，父亲把书包挂在我和弟弟的肩上，流着眼泪说：“只要活着，就不能失学，这是你们唯一的希望……”

1984年，我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破了那个穷山沟的“天荒”。这不仅鼓舞了家族，而且鼓舞了穷山沟里的莘莘学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批又一批大学生、研究生走出了那个穷山沟，改变了人生的命运。我们这个书香门第也传为佳话。

在老家的哥哥、姐姐和晚辈们，生活照样过得精彩。读书、写字、唱歌、玩乐器是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在外工作的家人们，每次回到老家，第一件事就是一起打一阵秧歌锣鼓，然后看看自家小书屋、写写字。家里人经营的农田、园子、树木是周边最好的。二哥家十几亩果园，看不到一块比拳头大的坷垃和一根超过鞋帮的杂草。七十多岁的老人，花了一年多时间，用手推车搬掉了门前影响出入的土丘。朝那个村庄远远望去，树木最多的几块地方就是老家哥哥、侄子们的宅院。为了解决小学生的就近读书问题，提高学习质量，哥哥和侄子自己动手办了一个小学，坚持了五年，向初中输送了一百多名高素质的小学生。那些学生多数已经大学或中专毕业，在各个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爷爷给了家族“耕”的筋骨，父亲又赋予了“读”的灵魂，后辈们开枝散叶，已经成为当地一棵有名的大树。由于这个家族世代勤勉耕读、团结和睦，乡亲们送了我们家族一个堂号——“团庄”。

十一年前，儿子十八岁生日那天，我给儿子写了封信，系统讲述了我们的耕读家风。从那天开始，我坚持每天清晨六点整写一条家训，发在七十多人的家族群里。十一年如一日，已累发四千三百余条。同时，我给自己制订了一个学习读书的“零头计划”，即每天二十四小时的零头四个小时用来读书、写作；每年拿出一个月的工资用来购买图书、笔墨、网课等。

儿子大学毕业那年，正在复习考研，姥姥手术后卧床，我们都上班，他就主动担起了服侍姥姥的重任。早晚守在姥姥床边，端茶喂饭，擦身洗衣，涤亲溺器，一直干了半年，直到姥姥生活自理了，自己才找单位上班。我说：“没关系，人品关过了，其他都不是问题。”

今天，这个百口之家，没有一个吸烟的、酗酒的、赌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