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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病（第1页）

看病

记忆中，以前的人似乎都很结实，很少有病，也很少看病。

对于普通人来说，感冒咳嗽、头疼脑热、肚疼拉稀根本就不是病。感冒实在重了、发烧起不来了，姐姐拉过手，从肩膀到指尖捋上几遍，用布条缠住手指，然后拿做针线活的针在指头蛋上重重扎几针。看着放出那些黑如墨汁或清如白水的液珠，姐姐嘴里念叨着：“真是着凉了。”接着用一个空的抹脸油瓶，在脑门上拔一罐。每逢流行感冒到来，校园里就会出现一批脑门上顶着紫色大“月亮”的同学。肚子疼，哥哥从木匣子里取出一块方方正正的盐根，温水化开喝下，然后光肚皮贴在热炕上，焐上一阵子也就好了。吃东西中毒了，找半截甘草，熬半碗甘草水灌下肚子，问题也就解决了……

有一天村上来了一个“侉子”，说是从县上哪个机关被打成右派后放下来接受改造的。因为有文化又懂些医疗知识，村上也顾不得什么右派不右派的，他自然就成了村上的赤脚医生。

长期以来，农村极缺文化人，大凡有文化的人，都称为“先生”，如看病先生、教书先生、阴阳先生、风水先生、礼宾先生。医生姓王，大家都称他王先生。

年迈的爷爷夜间从炕上摔了下来，动弹不了。王先生察看了伤情，又号了脉，对父亲说：“老人伤得很严重，怕是扛不过去了。”

姐姐提来一暖壶刚刚烧开的水，一只碗里掰了点红糖，倒上开水请先生喝水。另一只碗倒上白开水，就见王先生从药箱里取出小铁盒，从铁盒里取出大小不等的两只针管，反复吸入、射出开水，说是在消毒。消毒完毕，用小针管吸了点药，给爷爷手腕处打了一针。过了一会儿，说“好着呢”，就拿起镊子敲开一只小玻璃瓶，拿大针管吸入药水，再注入另一个有橡胶盖的小瓶里，把小瓶在空中摇晃了多次，又把药吸入针管。王先生从一个大点的瓶子里取出一小撮湿棉花，在爷爷屁股上擦了擦，接着就在那个湿湿的地方打了一针。一旁观看的我直龇牙，王先生侧目问我：“要不，给你也打一针？”我缩着脖子就跑了。

一次，父亲突然浑身发抖，我们把所有的被子、皮袄全都压在父亲身上，父亲还是喊冷。五哥和我忙得手足无措，我脑海里冒出一个极遭的想法：父亲会不会也像母亲、爷爷一样死去？这时，小弟大喊：“找先生，找王先生！”五哥起来要去找王先生，把父亲交给我。我害怕父亲死去，就提出自己去找先生。五哥给了个手势，我快速窜出门。怎奈不争气的鞋跟不住脚，我只好光着脚板跑出去。

说来也巧，我跑了不远，就看到一个人背着个箱子在村子里走着。那人身体比较单薄，背着药箱走路一直是斜着身子。通过走路姿势，我一眼就认出是王先生。我扯开嗓门高喊：“王先生……”那人好像没听清楚，我就学父亲的办法，抓起两把黄土抛向空中。边向那人跑边嘶声高喊，继续抓起黄土抛向空中。他掉转方向朝我走来，见到王先生，我上气不接下气，颤抖的口舌已经说不出话，一手捂着腔子，一手指我家的方向。王先生只说了句：“走，咱不慌。”他一手扶着药箱跑了起来。

王先生望、闻、问、切一气做完，那沉着的神态让我们安稳了下来。他给父亲打了一针，拉开一个小皮包，亮出两排明亮的银针，一会儿，父亲从头到脚都扎满了银针。父亲微闭着眼睛，像一只受伤的刺猬躺在炕上继续颤抖着。

王先生不停地轮番捻动每一根银针，并观察父亲的反应。父亲急促的呼吸和颤抖的身体渐渐平复下来，王先生的屁股这才落在炕上，拿出手绢擦了擦汗。没擦两下，手绢已经湿透了。他解开衣襟，汗水顺着脖子直往胸怀里流。我递上我家那块破烂并有些发霉的毛巾，王先生接过毛巾，看也没看就用这块毛巾擦汗。擦了几下，拧去毛巾的汗水，再接着擦，似乎一点也没感觉到那块毛巾的丑陋。

父亲用手指了指暖壶和放红糖的柜子，五哥这才给王先生倒了一碗红糖水。王先生喝了口红糖水，长长地出了口气，露出一丝微笑：“没事，缓一缓就好了。”

父亲颤抖消除了，王先生取下银针，用棉球擦拭后装了起来。父亲要起来，王先生摆手：“盖好盖头（被子），甭再着凉了。”父亲安排五哥和我去做饭，五哥缩了缩脖子。王先生赶紧说：“不用不用。我先头在队长家吃过了，肚子饱饱的。这个月的返销粮还没下来，你家口粮没断顿吧？”一句话说得父亲和五哥的眼泪花转了起来。

父亲坚持坐起来，说躺下对先生不礼貌。我把被子叠起来，炕上稍显宽展了一些。他俩对坐在小炕桌前聊着，父亲破天荒地陪王先生喝了几口红糖水。王先生给父亲讲了几个重要穴位的位置、作用等，好像向父亲问了些关于阴阳五行八卦、“六十花甲子”什么的，父亲迟疑了一下，说：“你也学这个？”王先生说：“这是老祖先留下的好东西，中医也能用到。”父亲习惯性地看了看门外，说：“先生不嫌弃我家的成分？”王先生笑了笑：“谁嫌弃谁呀？我也是下放的右派。”

王先生看父亲的症状基本消除了，从几个小瓶里分别数了几粒药片，简单交代了服用方法，然后用一片小麻纸包了起来。“多少钱？”父亲问话的同时摸了摸衣服口袋，也没摸出钱来。王先生打开笔记本，说：“两毛六。先记上，等秋后决算下来了再付吧。”“两毛六？”“主要是扎针，又没花啥本。”说着，收起药箱就要离开。父亲还要留他吃饭，王先生说最近周边可能传染肺结核，他抓紧到各家转转，并提醒我们，如果有人咳嗽就赶快找他。

父亲坚持起来，上垴畔送王先生。望着先生的背影，父亲眼泪流了出来。

几天以后，五哥开始咳嗽。父亲立刻想起王先生安顿的话，赶快带着五哥去找先生。王先生第一时间确诊了肺结核，拿出治疗方案——注射青霉素。由于这次注射要半个月，费用也比较高，而且每天都要打针。王先生说他没有那么多的药，要去公社医院开药。另外，他打针的时间也不能保证。于是，他借给我们一个注射器和两个钝针头，并教大哥、二哥如何打针。

六块钱“巨额”的药费让父亲为难了，他紧急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最后，几个哥哥分担了药费。半个月以后，五哥的肺结核好了，小哥仨又回到了先前亲密的打闹、游玩生活。

五哥的肺结核治好后，我们对王先生更加信任甚至有些崇拜。父亲和哥哥们常说王先生有眼光、有知识，看书能做到“一目十行”。王先生对我们这个穷家也是偏爱三分，经常和父亲、哥哥们扯磨到深夜。因为王先生和大哥、二哥年龄相仿，所以他们以弟兄相称，侄儿侄女们一直称王先生“干大”，称他夫人“干妈”。慢慢地，我们才知道王先生是因为他妻姐连累被打成右派下放的。他妻姐是三边地区家喻户晓的秦腔名角张桂英，此前已被打成右派下放了。

为了生计，父亲带着我们哥仨去了公社苗圃。父亲每年能跟王先生见两三次面，每次见面，父亲总是带几小包药回来。那段时间，我们头疼脑热、拉肚子这样的事就基本解决了。

1979年的一个假期，父亲带着我回村上办事。一天，王先生兴冲冲地来二哥家找父亲道别，说他平反了，落实政策去比邻的公社上班。父亲第一句话是“那我们以后看病找谁”，接着才恭喜、祝贺。两人盘腿坐在土炕上说了很多话，父亲让他又给家里所有人都号了脉。王先生让大哥给他剃了个头，对着镜子高兴地说：“哎，只有老大剃的头才符合一个干部的形象嘛。”

看着王先生的药箱，父亲问：“我总共欠了多少钱？”王先生拿出药箱底下的笔记本，翻开最后几页。我站在王先生身后看得清清楚楚，全是生产队那几户最穷的人家的药费欠账单。王先生看了几遍，把那几页撕下，放在油灯上点着了。看着烧成灰烬的账单，我们都愣了。王先生对着天空吹了吹发烫的手指，摇摇头说：“好啦，谁也不欠药费了。”

临走，王先生送给二哥一个小包，里面有一个注射器、一把镊子、一包银针和两本医书。说这是他自己的东西，以后不当医生了，用不上了。留给二哥做个纪念，还能发挥点作用。二哥因此成了半个医生，家里人的小病小灾他自己就解决了。也因为这个，二哥后来又让孙女上了医科大学。这个小包，二哥一直保存到今天。

正在说话间，大队支书来了，手里挥舞着一张纸，进门就说：“恭喜老王！”原来我家也平反了。

王先生和“老王”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什么都没说，只是流泪……

王先生离开后，我们也从公社苗圃搬了回来。此后的父亲似乎很少有病，偶尔有点问题，还是会翻山过沟跑二十里地去找王先生。父亲每次回来并没有带药，而是带点饼干、水果糖之类的。家里人都明白，父亲不是去眊（看）病，而是去眊老朋友。

几年后，王先生退休了，县城住了半年不习惯，夫妻俩又回来我们村上，直到先后离世，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

我家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父亲依然坚持过着简单的生活，很少得病。2013年，父亲突然变得反应迟钝，去了几个大医院找专家看病，诊断结果是脑梗，只能用些药减缓病情的发展。父亲一直坚持说自己“没病”，并拒绝吃药。谁要是劝父亲吃药，他总是摇头说：“还是王先生的药管用。”

父亲走了，在他生命最后的三年里一颗药都没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