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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养生之术 勇于实践身体力行（第3页）

东晋大族中的当轴人物一般有一定的玄学修养，否则就难以周旋于大族名士之间。这种风气重恬适而轻事功，名士们追求的理想人格是“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士族名士中的忘身物外者易获盛名，但他们放浪浮华，难当大任，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是那些稳健不废事功的名士。

5．淡泊名利，恬淡养生

胸怀大志者，所关心者大，所注意者繁，因此往往都是劳心伤神、忍辱负重之人。当此之际，便应以淡字求得舒解。曾国藩一生忙碌不堪，却以恬淡养生，以冷淡处世，以平淡为官，以远淡治学，胸中自有一片淡定之天，得人生极乐。

儒家讲究入世要“了却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后名”，功名利禄之心极重。但也有一些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的品行高洁之士，他们或文字飘逸，或志趣高雅，讲求的是自娱自乐，独善其身，视功名利禄如浮云。

曾国藩一生政务、军务缠身，要说他没有功名利禄之心是不可能的。他在初次进京赶考时，就充满希望。他的好友刘蓉在评价当时的曾国藩时，用了“锐意功名，意气自豪”一语。

曾国藩在考中进士时，名列三甲，按照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进入翰林院，曾国藩又羞愧又失望，差一点就买车票回家了。后来，由于几个好友的尽力规劝，年轻气盛的曾国藩才留下来，按时参加朝考。

有功名利禄之心，并为此锐意进取，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把功名利碌看得过重，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求名利上，就走向了极端，走进了死胡同。人生丰富多彩，除了功名利禄，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可以去尝试，这样才是享受人生乐趣的做法。

曾国藩涉身军务，战争的激烈、残酷，人事上的相互猜忌、争权夺利，时时刻刻让他处于紧张焦虑之中。为此，曾国藩常常身心疲惫之极。描述自己身体状况的言语时常载于他的日记和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之中，而一旦谈及身体状况，就免不了涉及古人心胸开阔、恬然物外的自怡之趣，曾国藩对此充满了羡慕之情。心胸宽广、把生死置于脑后，名利置于脑后，这样才会置心物外，身心舒畅。

但曾国藩常常做不到这一点，经常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而茶饭不思，寝食下安。对此，曾国藩心欲改之而又无可奈何，在日记中可以看到曾国藩矛盾徘徊之复杂心态。如道光二十二（1842）年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就是这样写的：

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谨记谨记！又每日游思，多半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日能拔此根株?

曾国藩以古人开阔胸怀、淡然物外的生活处世态度为榜样，除了排解自己心中吸汲于功名利禄之心思外，还在于养生、长寿。他对李续宜说：“向每谓沉闷非养生所宜，乃以润帅之轩昂豁达，亦复不登中寿，则知命之修短，事之成败，名之显晦，皆有冥冥者主持。吾辈但求大德不甚逾闲、此外正当委心任运，淡泊相遭。阁下劝我宽怀，仆亦愿阁下旷然自适也。”

郁郁不乐是养生之大敌，要想生活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去掉为名之心，没有了为名之心，政务、军务中的烦恼、不顺也就可以淡然处之，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之路上，有成也有败，这些都与个人的运气有很大关系，不单纯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什么事都这么想得开，自然就心情舒畅了。就像曾国藩对李鸿裔说的那样：凡病在根本者，贵于内外交养，养内之道，第一将此心放在太平地方，久久自有功效。曾国藩身处军营，要时时谨慎小心，同时，为保持心情舒畅，还要有一颗平常之心，要懂得去寻乐、求乐。为此，曾国藩曾经作一对联以自励：

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

坦坦****，虽逆境亦畅天怀。

一次，曾国藩读苏轼的诗，其中有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曾国藩看后沉思良久，又添上了两句自己的话：“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这四句话中，前面说得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要靠个人奋斗的，后面则是功利上的东西。能够达到这四句话所说的境界，那么就可以算作一个心胸宽广，懂得乐生之人了。

曾国藩的名利之心比较重，尽管他自己也不愿意这样。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九，曾国藩在日记中对自己进行了批判：

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与人争名争利，则流于小人之列，这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

曾国藩就是这样在矛盾和不断反省自我中度过了一生。一方面，功名利禄心很强，这是他最初踏上仕途的原因和动力。到后来科举成名，志得意满，做出一番事业，垂范于乡党，名列忠臣更是他孜孜以求的理想。及至后来身至军营，有了施展自己报负的场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战争中取得卓著的功勋，这给曾国藩带来了很大荣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长时间的车马劳顿，军政要务时刻让他不得安宁，这更给他的身心带来了很大压力。为此曾国藩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缓解，学习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断追求的。但人的性格一旦生成，往往很难有所更易，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要说不计名利是不可能的。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不断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在其中表达出来的光明磊落之心。

古今胸怀大志之人，要么为名，要么为利。即使事业有成，也成了名与利的奴隶，志得意满，也无快乐而言。而更有许多人，因背负名利之累，不但无益于事业成功，反而为自己制造了许多障碍，身败名裂者，不胜枚举。

道家为破除名利的束缚，主张无为，佛家则干脆教导人逃离红尘。这两种办法弃功名如粪土，固无拖累。但仅为一身快乐而计，非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圣贤豪杰所愿为。人生于世，苦难众多，志士仁人，更应以治国安民为己任。此外又要不受名利之累，就更加困难。

“淡”的妙处，不但不妨成大业、办大事，还给自己留出一片安闲自适的天地，享受人生，同时也使事业获得推动，正是两全齐美之法。

6．诗书文章是怡性养气的良方

曾国藩在诗文、书法方面都堪称是清代的一位大师，对作文书法之道颇有心得。在立身行事上很是经历了一番磨难才认识到了“圆通”的妙用之处，曾国藩在诗文、书法方面很早便领悟到“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

咸丰八年（1858）八月二十日，曾国藩在给曾纪泽的家书中便要求儿子写字要“先求圆润，次求敏捷”。咸丰十年（860）四月二十四日，他又在书信中详细地向儿子阐述作文写字的“圆”道，他说：

无论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无论古今何等书法，以落笔结体，亦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故吾前示尔书，专以一“重”字救尔文章，一“圆”字望尔之成也。

曾国藩虽然是位名声在外的理学家，受唐鉴、倭仁等人的影响很深，但他兴趣最广，用功最深的却是古文，即所谓辞章之学。他自称“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愈的文章。他不仅对古文与诗嗜爱成癖，用心甚苦，而且颇为自信的认为所取得的成就在其他学科之上。后人对曾国藩的古文亦评价很高。近代著名学者李慈铭看过《曾文正公文集》后对其中不少篇章大加称赞，说有的感情“真挚”，有的叙事质买，有的笔力苍劲，有的字字传神，可谓“近代之杰作”。近代史上的一代才子梁启超也对曾国藩的文章称赞不已，说即使没什么“事业”，单就文章而言，曾国藩也“可以入文苑传。”

书法方面曾国藩也下过不少功夫，他早年在读书时，就喜欢书法，留意于各家名帖，小有所成。但曾国藩在书法方面天赋并不好，他自己说：“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他将练字无恒无成看作是自己的平生三耻之一。认识到这方面的缺陷后，曾国藩加强了自己的恒心练习，在京官时，曾国藩即“深以学书为意，苦思力索，几于用心横虑。”又随当时书法名家何绍基学了一段时期的书法，后来一生坚持练字，从不中断。1858年再出之后练字愈勤，“每日笔不停挥”，除读书、作文、办公事外，还要“习字一张，不甚间断”，并自觉“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之腕下。”，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到1867年，曾国藩在家书中欣慰地说：“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力思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日异南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在作书风格上，曾国藩先摹柳体，后学赵体。欲将柳、赵两家“合为一炉”，独创一体。迄后，又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师。“师羲之不可遽几，则先师欧阳信本；师欧阳信本不可遽几，则先师李北海。师献之不可遽几，则先师霍永兴，师霍永兴不可遽几，则先师黄山谷。”以为“二路并进，必有合处”。最终，曾国藩在书法方面的成绩虽比不上古文，但还是有一定造诣的，从其传世的一些作品看来，笔力雄健，用笔圆润，墨色发适宜。其“作字先求圆润”的教示，对学书之人当不无启发。

曾国藩不仅重视静的作用，利用书法文章来陶冶自己的情操，而且立志要作为圣贤。为达到这样的目的，他极为赞赏孟子的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这两个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孟子的“养气”实际上是一种锻炼人格意志和身体素质的方法，它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使某种意志信念高度集中凝聚，然后让其充沛完满，贯注全身。此时，人的身心成为意志和信念的凝聚体，而意志和信念也找到自己的物质载体。孟子的“养气”与中国古代的气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揭示：如果人们祛除各种心理杂念，保持心理意志的高度集中，将使周围磁场发生物理变化，由心理变化导引出生理变化，而生理变化又反馈和强化人的心理变化，这大概是孟子“养气”的真正内涵。

孟子的“浩然之气”有一种无坚不摧、大无畏的品格。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就能坚持正义、气节和情操，“宁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格而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也绝不苟且偷生，玷污自己。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其“舍生取义”一道，给后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激励作用。

曾国藩曾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冲淡、超旷的人生理念，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说：“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粹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恰，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庄子的人生态度是最达观的。庄子虽然家境贫寒。“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但他却不为富贵所动，而是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笑辞千金之重利，卿相之尊位，宁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一般人都求生畏死，祈求长生不老，庄子却比较超脱，“不知说生，不知说死”，甚至以死为乐，不仅妻死鼓盆而歌，就是自己死后，也主张天葬，让自己尸体成为乌鸢、蝼蚁的食粮。

庄子超旷的人生态度，又可以陶冶人们的豪放性格。曾国藩通过古代先贤及同时代优秀人物汲取他们人生的智慧和精华，反观自己中年以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但不能养心，而且不能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也即从中年起，他一意克制自己，以养其博大胸襟。

养气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静些，其实，紧张的工作中同样可以养气。养气方法不在坐与不坐，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地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诗歌和书法给他带来许多快乐。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诙谐的气氛。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为人威重，然性情幽默，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