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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为官之策 官场楷模荣宠不衰（第6页）

即使达不到无欲无私的境界，也要追求自觉克制、严以律己的品格。最次，从长远利益出发，为了居官不败，免得身败名裂，也要廉洁。

“廉”字所以被列为居官三箴之首，除了它本身特有的意义之外，还在于它与人类本能的欲望是相对立的。人无不追求耳目之乐、声色之欲、口舌之福，这些欲望的满足，却非易事。如果好逸恶劳，恐怕一生也无法享受到。这样，当一些人掌握了—定权力后，便会利用手中公权，满足自己的私欲。古今中外，贪官比比皆是，而清官则凤毛麟角，可见要做到“廉洁”是何等之难!这需要人有高度的修养、较强的自制能力。一般来说，真正廉洁之人必定是品德高尚之人、志向远大之人，意志坚强之人。具备了这样的素质，也就足以成就大事。

古代一些著名的清官廉吏，都具有相当高的人格修养和文化素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进士。在这些进土“清官”中，有在开创和推进“开元之治”中起了重要作用，世称“唐世贤相”之一的宋璟；中唐时的革新派、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宋代，除家喻户晓的“青天”包拯外，还有名传千古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明清两代也出现了大批名垂千古的清廉之官员，在世风日下的明清两代能出现像于谦、于成龙、郑板桥等流传千古的名臣，主要是因为理学在维系着日趋衰败的社会风气。

曾国藩对汤斌十分崇拜，认为他是清代的一流人物；这一方面是因为曾国藩也宗奉程朱理学，另一方面，也与汤斌的廉洁有关。曾国藩视汤斌为榜样，一生崇尚清廉；当曾国藩还为京官时，倭仁就对人说：“涤生乃今之汤潜庵也。”把他誉为今日汤斌。他自己从不多拿官府一分钱，从不收取贿赂，更不会假公济私，贪污腐化。即使在全盛的康熙时代，像他这样的人也不多。

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是其儿女中寿命最长的一位，自号“崇德老人”。她80岁时写了一本《祟德老人自订年谱》，追述自己一生经历，其中对其父曾国藩的记述颇详，据她说，曾国藩无论官位做到多大，从来没有人敢向他送礼，以至于他的夫人就像一个平凡农妇，没有任何珍玩之饰。部下都知道曾国藩的人格，大多能以廉洁自律。所以很少有人敢冒大不韪给曾国藩送礼。据说，曾国藩惟一接受的一次礼是部将黄翼升送的。

后来黄翼升划归李鸿章部下，曾国藩认为黄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向李鸿章要求重归曾部，李鸿章借故推脱，，他也舍不得放走黄翼升，曾李二人为此弄得关系不好。

为了缓和二人关系，黄翼升派他夫人出面，因为如果他出面，一则有嫌疑，二则无论送什么曾国藩都会不高兴。他让夫人认曾国藩夫人欧阳氏为义母，当欧阳夫人生辰时，黄夫人以拜义母的名义，带来翡翠钏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铺贺寿，欧阳夫人见其情真意切，便收下礼物，认了这个干女儿。尽管这样，曾国藩仍不高兴。但考虑到这并非贿赂，而且也可借此缓和与李鸿章的关系，只好收下了。这件纺绸帐后来被作为曾纪芬的嫁妆，一直用到晚年。

曾国藩以“廉”字自律，同时也把它当作治军用人的重要原则。他提出要坚守“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是对岳飞“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这句话的浓缩。因为他以文官而带兵，身兼文武，所以既要不爱钱，又要不怕死。而湘军将领相当多的都是文人出身，所以这六个字就成了全军的纪律。其中“廉”之一字，被曾国藩视为“人生之根本，即我楚师水陆两军之根本也。”

每当新官上任，曾国藩总是以“廉”字相诫。1868年6月，一位曾姓参将奉命到汉口采办木材，曾国藩特地嘱咐他说“初出独办一事，总以‘勤廉’二字为护官之符，立命之根。廉则为僚友及在下者取信，勤则不知者博访而渐知，不能者苦习而渐能，自不患无出头之日也。”将“廉”字视为护官之符，立命之根，是前人从未有过的。

曾国藩察人用人，也以“廉”字为主。据说他当翰林时，有一天到琉璃厂书店买书，有两个先到的人正在买，其中一个把一枚铜钱掉在了地上，未能察觉，而另一个人赶紧跟了上去，见那人走后，立即拾起，装入自己腰包，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曾国藩很好奇，就向店中人打听了二人姓名。后来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有一知县新到任，前来拜谒，曾国藩询其姓名，方知就是当年书店拾钱之人，不久就把他免去了。人问之，曾国藩说：“若人一钱如命，一旦膺民社，欲无剥民脂膏，得乎？”众人无不叹服。这个故事真实反映了曾国藩的用人准则。既然“廉”字为人生根本，本都不立，更不用说治国安民了。

曾国藩为部下所推服，除了他有坚定的志向外，操守廉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如果一个人廉洁奉公，不贪污，那么手下的人就不敢中饱私囊，如果公平，想借送礼行贿来达到目的的人是就无法得逞，事情遵照既定规则来办，自然无人不服。对于领兵将领而言，很多时候贪污是以牺牲下属和同事的利益为条件的。上级贪得多，手下得的就少，于是争相克扣，一级比一级厉害，在最下面的则苦不堪言。所有这些，最后都压在贫苦百姓身上，导致吏治腐败，百姓困苦，最终激起民变。

11．目光长远，进退自如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懂得历朝历代凡事功高震主的权臣，大多会受到朝廷的猜疑。何况，他的弟弟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趋全盛的时候，还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的忧谗畏讥、常怕盈满的想法恰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曾国荃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实践，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了。他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至于湘军的遣散，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就曾经有所商讨。而非曾国藩个人的最先主张。裁军最早的动机，当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因为胜利在望，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2月初2日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也与当时郁愤的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找到二人裁军的意图与构想。

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需裁撤是自然之理。只是曾国荃先行回籍，而裁军之事则留与曾国藩料理。至少可见，湘军之裁撤与曾国荃的引退有密切关系。至于遣散湘军，从曾国藩一方面的考虑，可简约地做几点分析。其一，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原为统兵将帅所需考虑，这是根本。

其二，曾国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获祟爵，原已忧畏权重，岂可久掌兵权，徒增谗忌。遣散湘军，正所谓保泰盈持之计。

其三，湘军合围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实已陷于群疑众谤之中。功成之后，更要解兵权以释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非常想返乡置产，斗志已懈，锐气全消，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军所恃军饷，主要依靠湘、鄂、皖、粤、苏五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撤厘局，军饷无所出，无以维系庞大军力。

其七，因湘军有哥老会。曾国藩曾说：“一日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护，有事则免受人欺。一日出营离散之时，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入会。近年以来，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抗官哗饷，皆由于此，实无禁遏之良法”。哥老会在军中活动，当是事实，孙中山讲演民族主义时，也曾言及左宗棠部下哥老会的事，然而情形并非想象的那样十分严重。总而言之，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是完全为应付那群反湘军派而不得不如此的。

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想惩罚一下他们。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败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派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弹劾外，又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帐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揍，勉强开支过去。这笔烂帐，请问如何报销?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鳞、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议决肃清君侧。此议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的反清情绪并未消除，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就曾经对裁军一事有所商讨。而非曾国藩个人的最先主张。

（裁军最早的动机，当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因为胜利在望，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2月初2日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也与当时郁愤的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找到二人裁军的意图与构想。）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拚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到来。同治三年6月16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7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25万人，随后也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在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的。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此事，这点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以为曾国藩之所以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权，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感觉绝对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曾国藩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这确是帝王专制时代的残酷现实。

所以曾国藩大刀阔斧裁撤湘军，高官却仍然要做，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种手段。

看来曾国藩防危虑败，制之机先的艺术，的确非常人能及。人都要上报户部，听候指拨，督抚不得擅动。就人事大权而言，正三品及其以上官员的任命，由军机处根据考绩拟名呈进，由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定。自四品及以下官员的任命则一分为三，分别由皇帝、吏部、督抚掌握，各有定额，不得侵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