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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处世之要 以圆融为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第2页）

唐代中兴大将郭子仪、李光弼原来同在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帐下任牙门都将，但二人长期存在意见分歧，水火不相容。后来郭子仪升任节度使，李光弼害怕他公报私仇，欲率兵逃走。正犹豫间，安史之乱爆发。身为大将，此时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李光弼找到郭子仪，说：“我们共事一君却形同仇敌，如今你权在握，要死要活，你看着办！”不料郭子仪倒地便拜：“国难当头，我们怎么能考虑私仇呢，应以江山社稷为重啊！”以后的日子里，二人携手共击叛军，立下不朽功业。

同治元年（1862）八月，湘军在军事上处在极其危难的时刻，而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少地荒，当时曾国藩部下7万人，每月须粮三四百万斤。就在此时雪上加霜，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确保江西本省的军队粮饷，截留了供应曾国藩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折银5万两，并得到朝廷允准。曾国藩“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尽管如此他写信给沈葆桢时还是极尽委婉商量的语气：“（近来）幸饷项来数较丰，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即全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过不去之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在日记中曾国藩还自我检讨，在这样大乱之世，像沈这样的举动说不上十分傲慢无礼，自己不该记恨，不是要以和为上。

但“和”不是凑合。不能为了和而放弃原则，做“好好先生”。“面和心不和”、“一团和气”有时会成为累赘，反而坏事。

李元度与沈葆桢是至交，一次李元度推荐自己的一个族侄到沈葆桢处求职。沈葆桢招待他几日，发现不堪选用，就把他召来，问他家有几人，每年要多少银两便可生活，他回答说只百金足矣。沈葆桢当即拿出千两银子劝他回去，硬是没有分派差事。沈葆桢这样处理，即未伤友情，又坚持了原则，这就称为“为和而和”。

3．给人面子，曲意相助

曾国藩常在家中劝父教弟，不要干预地方的事。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难免会因一些万难之事有求于他，其中不乏一些实有冤屈之事。却之，于情于理不忍，助之，又恐有干预地方公务或有以势凌人之嫌。无奈，曾国藩只好对来求者做出那种“道似无情却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曲意相助之举。下面“一把折扇”的故事就是一例。

那是同治年间，衡阳挨近双峰大界的地方，有一个忠厚而倔强的老实农民。他一生勤劳节俭，生活过得不错，不料那一年清明节扫墓时，与人发生了一场纠纷。对方仗着自己有钱有势，硬将一家坟迁到他家的祖坟上来。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总是对方占上风，老头儿咽不下这口窝囊气，被逼想上吊自尽。

一天，有个老亲友提醒他：“你呀，心里冒长眼。你不是有个干儿子在南京做两江总督吗？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天下谁个不知其名。”那人伸出两个指头，嘴巴挨着他的耳朵说：“你只要求他给衡州府写个二指宽的条子，保险你把官司打赢!”

“是啊!”老头儿把胸脯一拍，说：“好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他受到启发以后，凑足盘缠，背上包袱雨伞，就直往南京奔。

两江总督衙门，是不容易进得去的。你是干什么的？他还未过门槛，衙役就大声喝问。

“我找干儿子。”老头儿壮着胆子回答。

“谁是你干儿子？”

“宽一。”

衙役们没有一个知道曾国藩的乳名叫宽一，见这老头儿土里土气，怎么也不让他进去。

忽然，督署里传出讯令，总督大人要出门来，衙役们忙把这个老头儿拉开，不能让他挡住大门。可他哪里肯听，偏偏要站近门边，想看一看是不是干儿子出来。

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他一眼就窥见轿中坐的正是曾国藩。“宽一！”他操着家乡口音一声喊，被曾国藩听出来了。他连忙叫轿夫停住，下轿后又惊又喜地问：“这不是干爹？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便打转身，将干爹送进了自己的住宅。

顿时，督署后院的曾宅里欢乐起来。曾国藩夫妇一面酒饭招待，一面问长问短。当老头儿话入正题，说明来意时，曾国藩打断他的话柄说：“暂莫谈这个，您老人家难得到这儿来，先游览几天再说吧。”他把一个同乡衙役叫来，接着说：“干儿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玩，就请他陪同你去玩吧，玄武湖啦，秦淮河啦，夫子庙啦，南京的名胜及热闹地方都去看看。”

老头儿哪有心思游览，仅玩了三天，就按捺不住了。那天晚上，他对干儿媳细说了来意，求她向宽一进言，给衡州府下个二指宽的条子。欧阳夫人说：“急么子罗？你干儿要你多玩几天，你就还玩几天再说嘛。”“我肺都气炸了，官司打不赢，白白受人欺，哪有心思久玩!”“不要担心，除非他的官比你干儿大。”那老头听到这句话，心里倒有几分安稳了。

又玩过了三天，当曾国藩办完一天的公事后，欧阳夫人对他说起干爹特意来金陵的事来。“你就给他写个条子到衡州吧。”曾国藩听后叹了一口气说：“这怎么行呀？我不是多次给澄弟写信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吗？如今自己倒在几千里外干预起来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干爹是个天本地分的人，你也不能看着老实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经欧阳夫人再三请求，曾国藩动心了。他在房间来回踱了几转，说：“好，让我考虑考虑吧。”

第二天，正逢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职，南京的文武官员都来贺喜了。曾国藩在督署设宴招待，老头儿也被尊了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先向大家介绍，首席是他湖南来的干爹。文武官员听了，一齐起身致敬，弄得老头儿怪不好意思。接着，曾国藩还把自己的干爹推崇了一番，说他一生勤劳啦，为人忠厚啦，怎么也不愿意到南京久住，执意要返乡里。说着，从衙役手中接过一个用红绫包着的小盒子，打开后拿出一把折扇又说：“我准备送干爹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题留芳名，作个永久纪念。”大家放下盅筷，接过一看，只见折扇上己工工整整地落了款。上款是“如父大人侍右”，下款是“如男曾国藩敬献”。也一个个应曾大人之请，在扇上签起名来，有的还题了诗句。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得满满的。曾国藩兴高采烈地把折扇收起，仍用红绫包好，双手奉送给了干爹，这老头也懂得礼数，起身向各位文武官员作揖致谢。

席终客散，老头儿回到了住室，嘴里连连嘀咕着什么。欧阳夫人出来一听，只见他手捧着红绫包唠叨着：“宽—呀宽一，一张二指宽的条子总不肯写，却要这么费事，在这个玩物上写的字再多，我也不得领情。”欧阳夫人忙从他手中接过红包打开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干爹呀，恭喜，恭喜!”老头儿脸色阴沉，好不耐烦地说：“喜从哪来？”“干儿给您的这个，可是一个大宝哩。”“一把折扇算什么大宝？给我写个二指宽的条子，才是上方宝剑。”欧阳夫人凑到老头身边细说：“这可比您要的那个条子更宝贵呀，拿回去后，不论打官司也好，办别的什么事也好，任他多大的官，见到此扇都会有灵验，千万不要把它丢了，随手带着，还能逢凶化吉呢!”

一番话，说得老头子心里热乎乎的。“啊!”他似有所悟，会意地笑了。

刚回到家里，衡州知府升堂，衙门八字开着，老头儿手执折扇，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在那个时代，被告上堂打官司，手执扇子是藐视公堂，要受到惩治的。“把扇子丢下!”衙役喝令。老头儿装作没有听见，一个衙役上前从手中夺过扇子丢到地上。“这个可丢不得，是我干儿子送的。”知府大怒，惊堂木一拍：“放肆!拿上来！”知府接过扇子一看，“嗯……”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后，又将视线转到老头身上，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一声令下：“退堂!”

据说，老头从衡州府衙门堂退出来后，知府用轿子把他接了去，不仅将这把折扇恭恭敬敬退还了他，还热情地款待着他。他的坟山官司是输、是赢，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把折扇“醉翁之意不在酒”。显示亲情，实则相助，意在让地方官给面子，又不使其没有可否的余地，也使曾国藩免于干涉地方公务之嫌。至于事情的结果还要看当事人的造化了。

4．“滑”，一种有效的办事润滑剂

“滑”字有贬义，却有积极作用。危急之际，它可帮助缓和矛盾，化解危机，是办事时一种有效的润滑剂。但误解其意者往往由此走上歧路。历代由滑而奸者，几乎无人不身败名裂，实在可叹可怖。

“滑”本是路面光滑、滑溜、难以站稳的意思，但引申之后则有搪塞、敷衍、瞒哄之意，也就是以“圆滑”的方式进行搪塞、敷衍或瞒哄，将事情应付或蒙混过去。

明代人吕坤在《呻吟语》中有这样一句话：“迷人之迷，其觉也易；明人之迷，其觉也难。”意思是说糊涂人虽然不明白事理，但是只要经过开导，就可以使他们明白过来，因此比较容易；而那些明白人一旦犯起糊涂来，要使他们清醒过来，就很难了。

仔细琢磨，此话确实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糊涂人比较谦虚，对他人不存在成见，因此更容易接受别人的建议和帮助，从而明白一些事理；而聪明人却不同，这种人都以为自己很聪明，常常固执己见，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一旦误入偏歧，那就只能是迷上加谜了。因此，与其做那种固执己见的明白人，还不如做那种能够接受别人建议和帮助的糊涂人，这也就是所谓的“聪明难，糊涂更难”的道理。

在为人处事方面，有时候就不妨采取这种“难得糊涂”的“滑字决”策略。这里的“滑”也就是只做表面上的敷衍，而不做认真应对的态度。在某些情况下，采取敷衍的手段是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

曾国藩信奉程朱理学，对“滑”字本来是十分反感的，在他的多处言谈中，都对浮滑之人表示不满。在一般人眼里，“滑”字也是贬义的。但如果结合社会实际考虑，“滑”字并非一无是处，在特定条件下，它反而会发挥积极的作用。曾国藩的传世文献中，只有在给胡林翼的这封信中谈到“滑”的重要作用，并总结出一“滑字诀”。

曾国藩不喜浮滑，圆滑之人，除了这种人不易控制外，还因为“滑”得过分，就会由小滑而大滑，进而趋于奸滑。这不但是道德的堕落，人格的迷失，还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换一角度看，古今大奸大滑之人，得善终者寥寥无几，足见奸滑是败身取祸之道。

南宋高宗时的宰相秦桧，曾两度为相，前后共19年。史书上记载他“劫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将主张坚决抗金的名臣良将或杀或贬，而将那些阿谀奉承的走狗屑小之徒收为心腹，并勾结内侍及医师王继先，暗中观察皇帝的动静，使得国内大事没有一件能够到达高宗手上。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为了捏造他人罪行，秦桧可以说用尽了一切手段，给那些不遵从他的旨意的人捏造罪名，如或曰“莫须有”，或曰“谤讪”，或曰“指斥”，或曰“怨望”，或曰“立党沽名”，或曰“有无君心”；甚至亲自动笔或授言，写奏章诬罔他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秦桧的主意。

很少有人说曾国藩圆滑，他自己也自许为拙实诚信之人，极少有“滑”的表现。但在他办事过程中，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他与胡林翼所谈的萧、韦二军的调动之失，是不得不滑，可算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