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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交友之道 选择朋友就是选择成功（第4页）

咸丰二年（1852年），各地开始办团练，以对付日盛一日的太平军。这时，曾国藩刚得到在籍办团练的指令，李元度应召投奔而来，并以“天岳山樵”上书大谈兵略战守。曾国藩读后大加赞赏，立即要见这位上书人。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元度，二人一见如故，并对其称赞道：“非君之才，何以能写这样的文章!”曾国藩便保举李为候选知县，加内阁中书衔；后又保兰同知衔，赏戴花翎。从此，李元度便进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两人之间患难相依的交情也开始建立起来。

然而，曾国藩却因为战败被革去了礼部侍郎衔。按照清朝的制度，革职的官员不再有专折上奏权，凡皇帝的谕旨皆由大帅传知。因而每次听到提督、总兵喊“听圣旨”，曾国藩叩头大拜时的难堪，不仅感觉自己失去了自尊，也让以师事曾国藩的塔齐布等颇不自在。因而，曾国藩对此也一直一筹莫展。

原来，康熙皇帝发明的这项“专利”，是专为君臣沟通上下感情之举，即让最亲近的人专写奏折，由皇帝亲自批阅，再交上奏人执行，可谓单线联系，是连接最高层中枢神经的“特权”。而到了雍正时，能写这种奏折的官员更多了，除了总督、巡抚外，道府中的个别人也特许奏事，因而被剥夺专折奏事，则是最大的惩罚。

更重要的是，臣情无法上达，皇帝自然很难了解下边人的苦衷，不能专折，只能“会奏”，即同地位身份相等的人一同上奏，但须意见一致，而且奏什么，大家都知道，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更何况，皇帝下发谕旨属公文性质，由军机处“廷寄”，仍由巡抚、提督传谕。因此，曾国藩对皇帝如此“折磨”他，真是有苦难言。

在当时，专折奏事虽不如老祖宗时那样重要，但最普通的东西一旦失去，也觉重要，更何况这还是一件“秘密武器”。

李元度深知失去专折奏事权将意味着什么。他为曾国藩的前途忧虑，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一日夜晚，李元度将一份《革职待罪臣曾国藩乞请专奏以速戎机事》的奏疏呈给了心绪纷乱的曾国藩，但曾国藩见后却大为不悦，因为革职后专折奏请本属“犯法”之事，加之咸丰帝此时猜忌很多，上奏的结果肯定会凶多吉少。他以为成功的可能要小于加罪的结果。

李元度说：“设无此项权利，他人沸沸扬扬，日达圣上，而我终不发一语，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非无以辩白。”曾国藩说：“此中利害，我岂能不知。只是军中情形复杂，不逊朝中。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做正人难，做正人君子更难，欲做愤然不欲之官难上加难。”但李元度一再坚持，并以受死赴难相请，曾国藩只好听天由命。

后来，李元度又将原折一改再改，并以军情变化万端，随时奏报圣上为主旨。写完后，密封上达。几日后，朝廷即下谕特许曾国藩单线专奏。这不仅是皇帝打破常规之举，也是曾国藩获得的“异数”之一。

艰危中，多以勖助”。而曾国藩的多次寻死觅活，也“皆以元度防救得复”。

曾国藩没忘他的这位师爷的功劳。咸丰四年（1854年），他以收复湘潭有功，保升李元度为知县，加内阁中书衔。在半壁山、田家镇诸多会战中，李元度又因立功卓著，被保升同知，赏戴花翎。然而，曾、李之间的友谊没有经得起考验，起因是李元度欲自立门户，“分裂”湘军。

咸丰八年（1858年）一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员，同年二月奉命带兵人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人浙的开始。

当时，太平军占有苏南，浙江巡抚王有龄所部大半是江南大营的残兵败将，扰民有余，作战无能。王有龄企图分化湘军，便欲把李元度从湘军中拉过来，作为保护浙江的军事力量，但李元度仍然像浑然不觉一样。不过，曾司藩已经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不能容忍湘军被分化，更不能容忍湘军将领被分裂出去，维护其政敌何桂清集团的地盘，为此他多次责怪李元度。

至此，曾国藩与王有龄在旧恨之外，又结下了新仇。而曾国藩与王有龄、李元度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激化起来。

曾国藩同幕僚之间关系的维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曾国藩要尊重幕僚，以礼相待，而幕僚也必须忠于曾国藩，绝不许中间“跳槽”，改投新主。李元度是在曾国藩最困难时人幕的，多年来患难与共，情愈家人。不料，咸丰十一年（1861年）末，不甘寂寞的李元度接受浙江巡抚王有龄的邀请，募勇援浙。之后，李秀成攻破杭州，王有龄自杀。李元度便逗留在赣、浙交界的广信、衢州一带。在此之前，从湖南出发，经过义宁、奉新、瑞州等地，驻防太平军自行撤退，李元度一概奏报“克复”，因此开复上次革职的处分，并赏加布政使衔。

身为两江总督、统辖江西的曾国藩对这种行为极为不满，旧恶新恨，涌上心头，遂两次参劾李元度，说他“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请求将“该员”开复、赏加的职衔“注销”，“仍行革职”，并将其所募勇营“全行遣撤”。

因此，奉旨李元度即行革职，并加恩免其治罪，仍交左宗棠差遣使。左宗棠当时受命督办全浙军务，故将打着援浙旗号的“革员”李元度交由差遣。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患难之交，但曾国藩却几次弹劾李元度，对此，曾国藩也时常感到内疚，觉得平生不负人，只对李有愧疚感。他对曾国荃等说：“次青（李元度）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唯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唯与我昔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败，不能挽回，兹其所以耿耿耳”……

7．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

曾国藩说：“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情愿人占吾便宜，断不肯吾占人便宜。”

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曾经在临终前给他儿子的遗嘱中写道：“宁让人，勿使人让；吾宁容人，勿使人容’；吾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生不忘；人有仇于吾，是即时丢过。”这既是箴言，也是苦药，更是一个临终老人对人性的彻悟，蕴藉着多么丰富的人生奥义。

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比杨继盛还要黑暗。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

发卷所走各家，一半系余旧友，唯屡次扰人，心殊不安，我自从己亥年（1839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做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故自庚子（1840年）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将来若做外官，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澄弟（曾国潢）在京年余，亦得得略见其概矣，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说，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曾国藩认为，从前那些喜欢施恩于自己的人都是另有所图的，无论银两多少，都不过是钓鱼的诱饵。将来万一自己做了总督或者学政时，自己就不得不回敬他们，然而这时的回敬却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使你施一报十也可能不会满足他们的欲望了。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八年，从来不肯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不肯占人半分便宜。

做官的人，做大官的人，做官做久了的人，一是容易骄傲，二是容易奢侈，有时不一定自己想这样，而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的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深感到愧悔。他说：“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

还有一次，魁时若将军与曾国藩谈心，说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妇女并没有穿戴绸缎软料。这给他很大震动，他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俭”字教人，而近来在饮食起居却“殊太丰厚”；自家的妇女在穿戴上也过于讲究了，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我待温弟（曾国华），似乎近于严刻，然我自问此心，尚觉无愧于兄弟者，盖有说焉：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子不食言。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在京城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二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就是这两样东西，曾国藩也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都与兄弟五人抓阄平分。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说他绝不保留任何东西。

据曾国藩自己说因为经济紧张，他在北京做官，虽然对家庭有些接济，可是欠了一千两银子的债，回家又需要几百两的路费，“甚难措办”。后来，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听不进去，曾国藩不得不又给他写一封信：

你对我的劝戒，总是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论一番，这最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面所有的逆耳之言，你都应该平心考究一番。所以古人认为，居上位不骄极难。

身处官场的人，可能没有不同意曾国藩的说法的，更可能也曾有过这种亲身体会。虽然曾国藩包含着对占便宜失身失节的领会，但更多的是一种怕麻烦的心理，总是担心应接不暇，纠缠不断。

俗语说，人情是笔债。你占了别人半分便宜，你就欠了别人半分人情，而这人情是必须要有所回报的，而这个回报就有可能破坏自己的原则，危害自己大的利益，到头来往往得不偿失!因此，人生在世，要想有所作为，与人交际时就不能占人半点便宜，宁肯人负我，不肯我负人，这样才能做到无欲则刚，拒绝**，头脑时刻清醒，保持住好的名声，而不会轻易失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人，占便宜，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哪一种目的，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便宜好占，或者难堪，或者麻烦，但是，曾国藩却看透了这一点，正是依据这种“不占人半点便宜”的处世哲学，他才能做到无欲则刚，处处拒绝利的**，而最终成为一代中兴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