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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求学之法 建功立业万古流芳（第3页）

有心得，能自觉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必有收获。曾国藩从道光十九年（1839）开始做诗文钞，并且开始写日记。后来基本没有间断过。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断过一天。行军、生病的时候，也仍然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便可以看出曾国藩持之以恒的毅力。

曾国藩虽然在科举上已达到巅峰状态，并且做了高官，却还在读书治学上按对一个学生的要求，严格规定自己的功课，毫不苟且，按日施行。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在古人中，也很难得。坚持不懈是事业成功最基本的条件。

善于言传身教的曾国藩不仅自己持之以恒地进德修业，他也时时将自己对“恒”字的体会与他人分享。

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曾国藩写道：“言物行恒，诚身之道也，万化基于此矣。余病根在无恒，故家内琐事，今日立条例，明日仍散漫，下人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

咸丰八年（1858）正月十九日，曾国藩在给其弟曾国茎的信中写道：“惟作事贵于有恒，精力难于持久，必须日新又新，慎而又慎，庶几常葆令名，益崇德业。”然而，曾国藩却从不认为自己已完全践守了“恒”字的标准，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他多次对自己的“无恒”深自劾责。

咸丰九年（1859）八月十九日，曾国藩在给友人葛睾山的回信中写道：“国藩生平坐‘不敬’、‘无恒’二事，行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愧恨，故近于知交门徒及姻戚子弟，必以此二者相告……至于‘有恒’二字，尤不易言。大抵看书与读书，须画然分为两事……看书宜多、宜速，不速则不能看毕，是无恒也；读书宜精、宜熟，能熟而不能完，是亦无恒也。足下观阅《八家文选》，即须将全部看完，如其中最好欧阳公之文，即将欧文抄袭几篇，切不可将看与读混为一事，尤不可因看之无味，遂不看完，致蹈无恒之弊。”

咸丰九年（1859）十月十四日，曾国藩在予其子纪泽的家书中写道：“余平生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的宏愿和决心。”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写下了句箴言，以警示和鞭策自已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生乐。”他认为人不应因困苦变故而废学，读书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乐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就是一个废人了。

1872年3月2日，曾国藩的老病之驱已如风中残烛了。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阅《二程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但他接连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读的书就是《二程全书》，希望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划一个完满的句号。坚持读书表现着曾国藩对自己行为和人生道路选择的明确的目的性、高度的自觉性和一往无前的坚定性，是激励他勇往直前，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达到人生理想，创造人生幸福，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源泉。

5．勇于向敌人学习

在武侠小说中，曾经读到这样的情节：某青年为了报仇，身穿夜行衣，趁夜入宅，去刺杀仇人，但无奈技不如人，打不过人家，于是只好仓惶逃走；又因为实在找不到什么人去学到比仇人更高的武功，于是忍辱负重，隐姓埋名，乔装打扮，找仇人拜师学艺……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就像那个有仇难报的青年，面临的仇人便是英、法、德、意、日等世界列强。

确实，再没有比向敌人学习更重要的事了，而向敌人学习，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曾国藩把引进西方科学，兴办近代工业作为“自强御悔”的大计，成为兴办洋务运动的先驱。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使曾国藩认识到“大局已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痛陈：“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国事日非，他为此忧心忡忡。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发动侵华战争，所恃者无非船坚炮利。中国要自强御侮，也需要船坚炮利，要船坚炮利非办洋务不可。1860年12月19日，曾国藩在《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中说：“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舒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国藩并不赞成清政府借“夷力”镇压太平天国，即使是借师助剿，也只能是权宜之计，“永远”的目标则是自强、御侮，曾国藩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非当时一般达官贵人所能比拟。他的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的主张与行动，与魏源仅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震聋发聩的口号相比，更进了一步。这里，曾国藩已经喊出了兴办洋务运动的第一声。

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便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曾国藩由此成为“洋务派”的领袖。

安庆军械所是一所综合性的军工企业，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经费来源主要从湘军军费中拨支，雇用工人近百，其中一部分是湘军勇丁，一部分是从河南招募来的工匠。

1862年2月19日，有洋船一只，停泊在安庆城下，准备出售，曾国藩随即偕李鸿章、李鸿裔登轮阅看，赞叹不止，“无一物不工致”。这也诱发了曾国藩试造中国第一艘轮船的决心。在他看来，“求自强之道，以学船炮为下手工夫”。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要讲求自强，就得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敌对，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与洋人没道理可讲，只能受人欺侮。

办新事业，曾国藩可谓白手起家，资金、技术、人才，样样缺乏，其中艰难可想而知。其中人才更为难得，好在曾国藩特重网罗各类人才，有所储备，否则只能空谈空想。在他军内人才之中，有两位技术专家成为曾国藩新事业的柱石，那就是徐寿和华蘅芳，两位受知于曾国藩，被委任为安庆军械所的工程师，开始了试造第一艘轮船的伟大事业。

徐寿、华蘅芳通力合作，推求动理，测算汽机，1862年3月居然制造出一部轮船发动机。7月30日，曾国藩兴致勃勃地观看试验，试验结果，他颇为满意，“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那意思是说，洋人的长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到手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恃以藐视中国的东西了。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从一部略具雏型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还要进行艰苦复杂的研制工作，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将来研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还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不能不预作准备。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比较低，“制器之器”要靠进口，为此，曾国藩焦灼万分。这时，徐寿、华蘅芳想到了容闳，立即向曾国藩推荐，曾国藩大喜，通过李善兰，1863年秋冬之交，把留学美国，精通西学的容阁请到幕中。

容闳赴美之后，安庆军械所的造船试验工作仍照常进行。1864年1月，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终于宣告诞生。船的体积很小，长不过三丈，时速不超过30华里，但却是中国自造的最先进的轮船。2月1日曾国藩登船试车，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给这艘船取名“黄鹄”号，预示中国必将像黄鹄那样，“一飞冲天”，不再受人宰割。

1865年6月，新的机会来了，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虹口购买了美商旗记铁厂一座，设备比较齐全，这为曾国藩的新事业带来了新的希望。

当李鸿章听丁日昌说，上海虹口地方，有洋人机器铁厂一座，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炮各件，有意出卖，李鸿章当即筹集资金，通过丁日昌将铁厂买下，改名为“江南制造总局”，“正名辨物，以绝洋人觊觎”，同时，将丁日昌和韩殿甲主持的洋炮局，并入“江南制造总局”，委派知府冯峻光等主持总局事务。对李鸿章办洋务的热情，曾国藩全力支持，共同筹办，他准备把容闳购买的机器，拨归江南制造总局。

容闳于1863年底离开上海赴美，次年到了纽约，正巧碰上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取得胜利后，亟需在南方发展工业，机器供应紧张。容闳多次奔波，终于从朴得南公司购到机器百余种，1865年春悉数运抵上海。曾国藩大喜，专折为容闳请奖，所购机器解归“江南制造总局”。

在曾国藩的苦心经营下，江南制造总局面貌一新，欣欣向荣，今非昔比。当时洋人就有评论说：“查各局之建，始于丁中丞日昌任苏松太道时，然不过小有规模而已。至曾国藩督两江，于局务事事讲求，且遣人往西国购买机器多件，于是局中制造，灿然可观。其于富强之道不甚伟哉！由此观之，不数年间，中国陆路之兵，将舍弧矢之戏，而专恃洋枪之威；水师之船，将舍风蓬之笨，而独取火轮之速矣。”

曾国藩对新创江南制造总局极表关注，1868年6月1日到5日，在江苏巡抚丁日昌的陪同下，亲临上海查阅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洋炮等制造工程，当时陪同曾国藩视察局务的还有容闳，他特地向曾国藩建议，附设一所“兵工学校”，招收中国学生肄业，学习机器工程理论及实验，自行培养造就机械师和工程师，不必再假手外人，“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这所“兵工学校”，开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乃至培养了另一意义上的“制器之器”。

在曾国藩视察制造总局后的第三个月，即1868年8月，局造第一艘轮船完工，费银8万两，载重300余吨，船长85丈，宽27丈余，逆水时速70华里，顺水时速120华里，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艘真正的近代化火轮船。曾国藩给这艘轮船命名为“恬吉”号，“意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也”。10月15日，曾国藩在南京下关，登上“恬吉”号试行。当初曾国藩造“黄鹄”号时，就视造船为“中国振兴之象”，开风气之先，“设局倡率，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现在，真正的堪与西洋坚船媲美的第一艘近代轮船试造成功，怎能不使曾国藩“殊可喜也”。

慈禧太后闻报，又惊又喜，11月1日发了一道上谕，夸奖曾国藩说：“中国试造轮船，事属创始，曾国藩独能不动声色，从容集事，将第一号轮船造成。……足见能任事者，举重若轻，深堪嘉尚。”

按照时代的需求经营自己的事业，深深得到了当时当权者的重视，反过来更有利于自己事业的发达与成功。

后来曾国藩第三次调任两江总督，对制造总局的造船工作仍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871年（同治十年）11月19日，他到了上海，又一次视察江南制造总局。这时江南共造轮船四艘，除“恬吉”（后改为“惠吉”号）外，曾国藩为另外三艘轮船命名为“操江”、“测海”、“威靖”号。25日，他登上“威靖”号检阅，27日乘“测海”号回到金陵。曾国藩去世不久，长30丈，宽42丈，马力1800匹，载重2800吨的“海安”号下水。这是曾国藩办洋务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看到，洋人制造机器，全根据数字推算，其中的记录，均以图纸为根据。然而，由于彼此之间文义不通，所以虽然每天都和机器打交道，但并不清楚其使用机器与制造机器的原理。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靠翻译，所以曾国藩认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1867年，他在“机器母厂”特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玛高温以及徐寿、华蘅芳等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就成为中国政府创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

同治末年，曾国藩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馆已译成书籍数十种，至光绪末，多达170余种，翻译的范围涉及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交涉、兵制、兵学、船政、工程、学务、农学、矿学、商学、医学、图学、格致等各个领域，这就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难怪梁启超说：“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这样，曾国藩经营的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泰西（西方）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这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大多数人眼里，曾国藩不是伟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作为一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已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