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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时中之道按照中道的标准来解决问题（第3页）

孔子大约在三十岁时，开始收徒讲学。在我国教育史上，以私人身份从事讲学活动四十多年，而且影响最深远的，当首推孔子。相传他有弟子三千人，得意门生七十二人。当时孔子的学生中，从地区说，有鲁国的颜渊、冉求，卫国的子夏、子贡，宋国的司马耕，吴国的子游，楚国的公孙龙，秦国戎族的秦祖；从出身来说，有贵族出身的孟懿子和南宫适，有贫贱出身的冉壅，有商人出身的子贡，还有梁父大盗颜涿聚。

一天，有一位鲁国的大夫前来拜访孔子。谈话间，这位大夫问孔子说：“听说先生致力于教书育人，收了许多门徒，他们个个都有过人之处。那么请问先生您的学生颜渊的优点在哪呢？”孔子回答道：“颜渊是个有仁爱之心的人，我自叹比不上他。”那人接着又问道：“那子贡有何长处呢？”孔子回答说：“他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我虽为他的老师但也比不上他。”那人停了停，又问道：“那您如何评价您的学生子路呢？”孔子回答说：“他勇敢过人，我这点也比不上他。”这人便质问：“照先生的说法，这三人都在很多方面优于先生，那为何还要跟随先生学习，听从先生的教诲呢？”孔子听后静静思考了一会说道：“是这样的。我不仅有仁爱之心而且也有严厉残忍之时；需要的场合我会能言善辩，不适宜的场合我会言语钝拙，保持沉默；有时我表现得很勇敢，有时我就表现得胆怯。只有如此，灵活处世，才能应付自如。上面您提到的三人，各有自己所长，我单方面皆不如他们。但是，他们又不具备我的中庸处世为人之道。所以会跟随我学习，听从我的教诲啊！”那人听罢，连连点头称是，佩服先生的智慧。

孔子以自己的学问与德行深得学生们的爱戴，他在七十三岁那年病死。他的死使弟子们十分悲痛。他们在他的坟前搭棚连住了三年，表示哀悼。子贡甚至一共住了六年。临别时，他们都哭了。弟子们认为孔子就像江水洗过、太阳晒过那样洁白光明。

学而思之：处世中道意味着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使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做到恰到好处，而不是永远使用相同的方法来对待不同的问题。

刘睦故意贬斥自己

刘睦是东汉明帝刘庄的堂侄，他从小就好学上进，不但如此，而且，结交了不少的贤人名士，对声色犬马没有一点沉迷和贪恋之心，这样贤明的官员，自然而然地就会受当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每一年的年底，各个地方的官员、皇亲都要向朝廷朝贺。据说是有一年的年底，刘睦派自己手下的一名官员去洛阳朝贺天子。在官员临行之前，刘睦问起这位官员，说：“你到了皇帝那边，如果皇帝问起我的情况，你应该怎样回答?”这位官员诚实地回答说：“您忠孝仁慈，礼贤下士，深得百姓爱戴。我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但是您这样的功绩，我即便是再如何的不善辞令，但是也会将您在这边的情况如实的禀告给皇上，以期嘉奖。”

刘睦听后，叹了口气，然后连连摇头，感叹道：“唉，你如果真的这样禀告给皇上的话，那就把我给害了！我要你见了皇帝以后，禁口不提我在这边的真实情况，否则的话，我将会有灭门之灾，你就说我自从承袭王爵以来，整天意志衰退，行动懒散，每天除了在王宫与嫔妃饮酒作乐，就是外出打猎游玩，对正业毫不在意，只有如此，方能自保。”

刘睦之所以故意贬斥自己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当时，宗室中凡是有些志向，或者广交朋友的，都容易受到朝廷的猜忌，疑心他们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威胁到皇帝统治的稳定，有时候，弄不好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而刘睦的这番话可谓有的放矢。

刘睦的这有的放矢的一番话，蕴蓄着巨大的智慧，是很值得我们揣摩和借鉴的。在昏聩和多疑的君主面前炫耀自己的才华和智谋无异于引火烧身，而只有表现得沉湎于纸迷金醉、声色犬马之中，独自贬低自己方才能够保全身家性命，否则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因为在君主觉得臣下对他构成威胁的同时，也就在时刻地监视着你的一举一动，稍有不慎，便会葬身于莫须有的罪名之中。

中国人的全部智慧就在于“深藏不露”这四个字身上，并不是我们要时刻地隐瞒自己，而是当我们将自己放在别人对立面彰显自己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扯到千百万双眼睛的视线，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自由了。所以，在我们为人处世的过程中，在情况实有特殊，有时候在别人面前故意的贬低自己，抓住地方的心病，有的放矢地替他排出顾虑，反而会让我们全身而退，从而有着更为宽广的选择空间。

学而思之：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法，而切不可一条路走到底，而不加以变通，这样只是让自己陷入绝境。

樊莹活用政策

明朝的樊莹任松江知府的时候，当地的赋税繁重而且徭役很多，人民怨声载道。自从周忱去世后，他先前所制定的那些受人民欢迎的政策虽然没有被废除，但是由于执政者没有认真执法，所以导致弊病百出，较大的弊病就是转运消耗折扣递增，而权贵豪门也趁机无止境地勒索盘剥，就连管理仓库的文书、记账的小吏，也采取用新账掩盖旧账的手段，千方百计地侵吞国家的财产。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朝廷从来没有给予任何有效的惩处。这样长此下去，但凡有点权力的人就趁机捞上一笔，受苦的还是当地的百姓。樊莹到任后，看到原来在周忱管理下那么井井有条的地方如今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不禁暗自叹息。他发誓要把松江治理好，使它重现当日的辉煌。

于是，他奏请朝廷削减转运的民夫，而由粮长专门负责押运，并适当的增加运输的费用，税粮除了规定的正常数量标准外，其余的可以变通，全部征收白银，并按所需的数目支付使用。这样，粮长的运输费用支出，便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于是，他们也就不再敢浪费了；至于负责记账的人，由于出入的数额有限，他们也无法隐瞒私吞了。而将白银交入官府，由于比缴纳实物还要宽泛，老百姓当然欢迎了，都十分愿意这样做。于是多年的流弊，去掉了十分之八九。

接着，樊莹又着手改革乡里收粮团户的制度，以阻止粮长的侵吞和从中渔利；他还让经营布匹的商人取代粮长运输布匹，并允许他们可以携带以小部分私货，以补贴运费的不足。这些做法都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实惠，因此，樊莹在经营松江的时候，使该地的生产生活蒸蒸日上。此后，当地的巡抚还下令推广樊莹的措施，让其他州县也效仿实行。

周忱的政策是很好，但是由于他死后，官员们不再按照他的政策执行，纵是再好的政策也无济于事。针对出现的问题，樊莹认真调查取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了改动，使松江地区重新恢复了往日的状态。

学而思之：前人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根据事情的发展变化，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而不能抱着原来的经验不放，时代在发展，我们的思想也要跟着发展，否则你的头脑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你最终也会被时代所抛弃。

周公因人三变

周公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他曾先后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大治天下。因其采邑在周，即今陕西岐山东北，爵为上公，故称周公。

周文王在世时，周公他就很孝顺、仁爱，行动从不敢自主，规规矩矩，做事向来不敢自专。他在父亲面前，尽行儿子之道。与此同时，辅佐武王伐纣，被封于鲁。但周公并没有到自己的封国去，而是留了下来辅佐武王。

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当时成王还是个十多岁的小孩子。而当时的形势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干又有威望、能及时处理问题的人来应付复杂的局面，这个责任便落到周公肩上。周公摄政，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然而受封在东方监视武庚的管叔和蔡叔，对周公摄政很不满意。按照兄弟间排行，管叔行三，周公排四，管叔是兄，周公是弟，不论是继位，还是摄政，管叔都比周公有优先权。所以管叔不服。蔡叔虽然行五，但他的态度支持管叔。他们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想谋害成王，篡夺他的王位。

周公临危不乱。他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而主持政务，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则我无颜回报太王、季王、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的。”

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于第二年举行东征，讨伐管、蔡、武庚的叛乱。出征前进行了占卜，他说：“殷人刚刚恢复了一点儿力量，就想乘着我们内部混乱，起来造反。重新夺回他们已经失掉的权位，妄图再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属国。这是白日做梦！我告诉大家，殷人里头有一伙人，愿意出来帮助我们，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一定能够平定叛乱，一定能保住文王和武王的功业。”又说：“我们小小的周邦，是靠了上天的保佑才兴盛起来的，我们承受的是天命。为了这次出征，我又占卜一次，卜兆表明，上天又要来帮助我们了，这是上天显示的威严，谁都不能违抗，你们应该顺从天意，帮助我成就这个伟大的事业！”大家听了，众志成城，随同周公一起东征。

周公东征持续了三年，终于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联合的武装叛乱，粉碎了以武庚为头子的复辟阴谋，把周朝的统治地区延伸到东部沿海地区。

后来，当东都洛邑建成时，周公的礼乐也制成。这时成王已经长大，周公便把政权交给成王，自己退居辅佐地位。周成王迁都洛邑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新都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项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说的“制礼作乐”。

周成王执政后，周公担心成王年少，贪图安逸，便写了一篇《无逸》，劝勉成王：要懂得勤劳辛苦的好处，不要一味贪图享受。要学习商代几个贤王和周文王的榜样，爱护百姓，励精图治，以便长久地享有王位。他谆谆告诫成王，要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国君，要像文王那样礼贤下士，治理好国家。

成王执政后，按照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治理国家，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在中原和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使商业走向发达。成王执政３７年，继位的康王执政２６年，出现了“成康之治”的繁荣景象，这是我国奴隶制发展的鼎盛时期。

学而思之：聪明的人，时时刻刻都很好地把握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应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正如人与人有所不同，事与事有所差异，时与时又有先后。因此，对人对事对时不能一样对待，必须因人因是因时而采取不同的对策。

宋真宗时期，兵马副都指挥使张旻，奉皇上旨意挑选训练骑兵。由于他执行军令过于严格，士兵稍有差错，就棍棒送上，还有的犯了大一点错误的，命就没了，因而士兵们在他的手底下都像惊弓之鸟，惟恐哪天犯了错误，被他责罚。于是，士兵中间胆子大的、不甘于被张旻如此管束的人就联络在一起，偷偷的在士兵中做宣传，准备密谋一场兵变，打垮张旻对他们的残酷控制。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消息竟然传到了皇上的耳朵里。皇帝赶忙召集大臣们商量这件事情该如何处理。宰相王旦说：“陛下，张旻对士兵过于严酷，的确不该，但是如果现在惩罚他，那么以后将帅还怎么带兵呢？如果马上逮捕那些密谋造反的士兵，那么又会惊动整个京城，骚乱百姓。”皇帝急忙问：“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到底该如何处置这件事情呢？”王旦接着说：“陛下，不如这样，您不是几次都想认命张旻为枢密使吗，现在您可以降旨提拔他，这样既可以解除他的兵权，同时又使那些密谋者安定下来。这不是一举两得吗。”皇帝对他的建议很满意，对左右大臣夸奖说：“王宰相善于处理国家大事，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宰相啊。”

又有一次，契丹王上书朝廷，请求在每年朝廷所赐给他们的物品之外，再额外给些钱。宋真宗很是不爽，本来每年给契丹的物品就是所有属国中最多的了，如今他们还不满足，竟然要钱了。皇帝很是生气，可是契丹位于宋朝西北部，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契丹与宋反目，那么宋就面临危险了。皇帝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找来王旦商量。王旦说：“陛下您正准备去泰山封禅，行期马上就要到了，御驾就要启程了，他们这个时候来索要钱财，无非是想探听一下朝廷的意图罢了。如果您不给他们，他们就会乘机来攻打我们京城。”皇上也说：“是啊，朕也知道这个契丹惹不得，可是白白给他们那么多银两，朕实在不舍得啊！”王旦继续说：“陛下，我有一计，不如我们再每年给他们的三十万缗钱的基础上，说是再借给他们六万，并说明这借的六万将在下一年扣除。这样我们虽现多给了他们六万，但下一年又扣回来了，实际上根本没有多给。”结果，契丹王得到这笔额外的钱财感到十分羞愧。第二年，王旦又根据皇帝的旨意，通告有关部门：“契丹先前借的６万钱财，对大宋来说只不过是一件小事，不用从中扣除了，请按常年所付的钱数给他们，但下不为例了。”

学而思之：时中之道，贵在妥善。所谓妥善就是从大局着眼来考虑事情最好的解决办法，在各种约束条件下选择出最优的方案，让问题得到完满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