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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汤汤(第2页)

瑞河像一面墙,声音硬邦邦地反弹回来,将她弹倒在地。母亲什么时候跑到了她身后,乱舞着双手,“啊啊啊”说不出话。

雾气起来了,像从整条瑞河生长起来一样。妹妹看见父亲转过头,脸色沉静,似乎还笑了一下,他还把手举到半空。先是头,接着手臂,最后手指,融化在水里。

父亲一定听见了妹妹的喊声。

3

父亲沉水那天,我正在参加新书的发行仪式。这本书费了我太多心血。整个仪式热烈而隆重,对本土文化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本区四大班子的当家领导,济济一堂。仪式完毕,我看到几十通未接来电,主要是弟弟和妹妹打来的。我预感不祥,想着家里肯定出了什么事儿,就给我妹妹打过去。妹妹说,你得赶紧回来,父亲沉水了!

当时我听见身体里有断裂的声响,人恍了一下,竟半天拿着电话说不出半个字。我无法表述当时的心境,说是震惊或者悲恸吧,还真不是。说是释然,也不完全是,反正整个人像百米冲刺之后的那种虚无和虚脱。

莫名其妙地想起五代时期的旧事,赵匡胤为娶花蕊夫人为妾,送酒给孟昶,花蕊夫人竟在酒中下了毒,听闻孟昶吐血而死,她反倒轻松下来,说,也许这是最好的结局。

对,就是这种感觉。

在此之前,很久很久,我把自己沉到烦琐中,我必须用烦琐或者艰辛之类的疼痛,代替另一种疼痛,或者说忘记另一种疼痛。这话听着拗口,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儿。

刚好上面说到我的一个兄弟,从乡镇调往区文化与旅游委,用他的话说就是两眼一抓黑。有人出点子,结合本土优势,搞几本干部普及读本,搁在领导案头,政绩方面自不必说,关键是得到上下的认可,这可不容易。

管他呢,我需要的,无非就是烦琐,高强度劳动、高速运转就行。

我的这个兄弟,人家就是活得明白,按他的话说,你要喝一杯新茶,必须倒掉杯子里的陈水。他把这句话请人写了,裱起来,挂在办公室。每次我汇报编撰节点,他就会指着墙上的字,说上一通。

我虽然有些不以为然,但在一个新的地方,我需要一个工作。我要把自己沉在工作中,我必须逃离某些东西,达到某种新的平衡。对的,就是平衡。其实朋友的“新茶陈水”,不就是平衡的艺术吗?平衡,才能让我们所有人都轻松,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包括我的家人。这样子看起来,一切安然无恙,还保留着生活原有的样子。

但是那天下午妹妹的电话,让这一切断裂了,我清楚地听见了断裂声。我没有参加晚宴和分论坛,同时推掉了围绕本土文化衍生出的一系列活动。直到上船,从长江拐进瑞河,我才感觉到我与父亲的各种联系,不是因为他的死而中断了,恰恰相反,像干裂的土地突然接通了水源,生活中的那些细节,咕噜咕噜冒着气泡,纷至沓来。但我知道,那已经于事无补,就像我们之间相互的淡忘、冷漠,直到耐心尽失,而后变得暴躁,继而逃跑。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对待对方的?一根刺,扎在心尖,拔不出来,融不进去。

4

父亲死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愿意提起父亲在世时的细节。但这无济于事,我们走过门槛,停留一下,这是父亲用青条石嵌过的。我们坐上桌子,很自然地留出上席的位置。特别是吃黄辣丁,母亲切着切着就哭了,泪水如线一样滴到紫苏丝上。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八岁,我妹妹只有三岁多一点。父亲在船厂工作,这是一个军工性质的船厂。后来改制,变成了地方国有企业。

这个阶段我们对父亲的印象基本上是模糊的。那时候,船厂家属区到处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父亲被下放到离瑞河几十里地的七里沟养牛。后来,母亲也跟着过去了。他们就把我们兄妹三个寄养在我外公外婆那里。

那时候就感觉饿。加上我们三个,外公外婆带了差不多一般大小的六七个孩子。每天天亮,我们张嘴就想吃的。早上从**醒来——现在才知道那是饿醒的,吃饱睡觉是可以睡到中午的——到处找吃的,几个表姐表弟早出门了,我们爬起来就往屋后的瓜地钻,黄瓜半大,我们就扯到嘴里啃。两根黄瓜下肚,早餐基本解决。外婆每天睁开眼睛就忙,但还是照顾不过来,等想到我们的时候,她已经累得话都说不出来了。有时候,她会把妹妹和弟弟揽在怀里,还没等她说话,他们已经睡着了,嘴还吧唧着。

外公为了贴补家用,时不时出去打鱼。长江的雪水赶到瑞河口,形成暖流,流到瑞河场,黄辣丁便逆流而上,在瑞河场一段繁衍生息。外公打鱼回来,一般我们都睡了。有一次他回来早了,就坐在门口抽烟。等到很晚很晚,其他的孩子都睡了,他从怀里拿出一个锡箔纸包,展开,是几条烤熟的黄辣丁,给我们三个每人一条,鱼还温温的。我们三个狼吞虎咽,连骨带渣,吞了。

后来外公也不去打鱼了,被戴着很高的帽子游街,人们像鱼一样声讨着他。有天夜里,外公蹲在院里呜呜呜哭,第二天人们从塘里捞起他,人已肿得面目全非。外婆说吃观音土,屙不出来,哪个人受得了?外婆草草料理了外公的后事,她忙得忘记了流泪。

即便这样,我们也从未见过父亲和母亲。外婆说他们比她还忙。

我们是有父亲的孩子,这一点在当时、当地非常重要。可是,父亲在哪儿呢?他就像一个意念存在我们脑子里,其实我们什么都抓不住。有一次妹妹跟我说,她觉得父亲肯定是被抓走了。我吓得立马哭了起来。妹妹见我哭,也跟着哭,弟弟在旁边啃着一个黄瓜蒂,苦得脸皱成一团。但是没人问我们一句为什么,可能大人都很忙。

其实这些东西,现在看来可能并没什么——事实上也没有什么。经历过那样的童年,我们都学会了沉默,沉默地面对周围的人和事,周围的人和事也沉默地面对我们。后来父亲轮退成为一个庄稼人之后的沉默,和我们童年的沉默,似乎通上了电,成为完整的回路。沉默,成了我们珍藏得最深的东西。

仔细想想,在那样的时代,又是那样的环境,父母忽略我们完全在情理之中,就像后来我们忽略父亲一样。除了自己的亲人,父亲必须对所有人、所有事情保持谨慎。哪怕后来父亲回来做了船厂的厂长,依然如此。

生活在父亲那里和我们这里,似乎展开的是不同的样子,哪怕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而作为他的孩子,因为忽略带来的小小的伤害,较之外部世界的伤害,其实真算不了什么。

后来,妹妹读了大学,我晃**成一个自由职业者,弟弟轮换进了父亲的厂子,也没有听父亲提起过那段历史,仿佛我们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或者说我们彼此都回避着那段历史。父亲也许想说,但好像已经晚了。我觉得,已经晚了的意思是,他说起来没意思,我们听起来更没意思了。时间似乎悄悄偷走一些东西,然后填满一些东西——在清理父亲房间的时候,这样的想法一次一次拍打着我。

也许,作为他的儿女,我们本不该追问给我们身体的父亲有无过失,但这里面好像包庇着什么,或者说绑架着什么。就这样,我们和父亲之间长着一丛蒺藜,谁也无法靠近。靠近就是伤害。连彼此遥望,目光都得穿过那些刺。

5

我和妹妹弟弟在一起时,总是说,想不到父亲会自杀,而且是以这种惨烈的方式。母亲一个人经营着家里的几亩田地,哪怕是累得坐在田边哭,也没有让作为厂长的父亲沾染一点农活儿。那个时候,半边户职工很多,船厂家属区里的女人大多是瑞河本地人,何况母亲又是厂长夫人。即便如此,母亲一直劳作在田地里。后来轮退下来的父亲拼命地劳动,我们认为那是他在用这种形式,安慰患有下肢静脉曲张的母亲。母亲和他朝夕相处,一直到他死。我们兄妹三个,虽然各自生活都有不如意的地方,但总的来说还算过得去,至少没有人成为他的负累。哪怕是后来父亲轮退下来,厂里还征求他的意见,让他按时检查一下空下的老厂。厂子搬走后,老厂租给了鱼街格格发廊的老板。因为建了新厂,这里不多久又会被淹没,所以发廊老板的租金几乎没有收起来过。倒是父亲去催过,被几个藕胳膊粉腿的女人拉着要进包房,吓得父亲再也没有去过老厂。曾几何时,他是那样受人尊敬。全厂几百号员工,加上瑞河场的左邻右舍,见面都叫一声“厂长早啊”,或者问一句“厂长几点啦”之类的话。但那是附着在他的工作上,脱离开工作,怎么说呢,他就像一只折翅的老鹰。他突然找不到翱翔的感觉,找不到那片天空,找不到俯视的感觉。除了死,他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父亲轮退,让弟弟接了班。为此,当时父亲纠结了一阵子。他对母亲说,老大不成气候,老幺没得气候可成。但厂子只能换一个,哎。父亲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我喜欢写作,父亲说我错把爱好当成职业了。后来我的婚姻半途而废,多半与此有关。妹妹考取了大学,在县城里的一家医院工作,妹夫也是医生。弟弟高考落榜,整天混在鱼街。那时候鱼街已经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洗头屋,成天晃着迷离的粉红。母亲让父亲找厂长说说,多个名额多份贡献。那时父亲已经退居二线。父亲刚开始迟疑,母亲说好钢用到刀刃上。在一个晚上,父亲去了一趟厂长家,回来脸白一块红一块的。厂长只用一句话,就把父亲给堵死了,厂长说轮换制度好像是父亲在位时定下来的。父亲这才想起他是过渡期临时小组组长。父亲最终让弟弟轮换,代替他成为工人。当时我有些想不开,不是说我没有正经职业养活自己吗?其实那段时间也没有多想,没有时间,刚刚和一个纯文学青年恋上,我得当成个事儿。女孩喜欢吃我妈弄的黄辣丁,紫苏味儿的。后来我问她为什么要离婚。她想了半天,说,瑞河没有黄辣丁了。

现在想来我不后悔。假如当初让我顶替,当个工人,现在混得不一定有弟弟好。弟弟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在模具厂很受重用。我想象我下岗后的惨况,只会写豆腐块文章,没被饿死,算我走运。

但父亲没有因为弟弟下岗而解开心结。相反,父亲觉得既对不起我,也对不起弟弟。他觉得本来应该是他承受的痛苦,却压到了子女身上。有几次吃饭,父亲就想表达类似的意思,被我挡了回去。既然在此之前我们的历史是空白,我不希望父亲用自责来填充。像灌着的香肠,里面充着一段空气,香肠不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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