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涯

第3章中国哲人的思考（第3页）

孔子说：“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通过观物就可以取象，以预测吉凶了。凡是具有交感性质的那些卦，都是吉卦；而不具备交感性质的卦，就是凶卦了。例如泰卦是地在上而天在下。这就会引起重浊的地气下降而轻柔的天气上升，天地之间就会发生交感，这就是吉卦。相反的，否卦是天在上而地在下。重浊的地气在下面，就不会引起上升的趋势，而轻柔的天气本来就在上面，它也不会自动地下降。这样，天地之间就不会发生交感，永远是原来的老样子，不会发生任何变化。这就是凶卦了。”

“哎呀，这么难懂的《周易》，我怎么能够学通呢厂这个学生显然有点畏难情绪。

“你比我要年轻，记性显然比我好。我在读这部书的时候，也是下了‘韦编三绝’、‘铁挝三折’的苦功夫，才得以大彻大悟的。”孔子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

“为了翻书把牛皮绳都翻断了好几根，为了制作牛皮绳把铁制成的小槌子都打断了好几个，这需要花多少时间呀?”学生惊奇地问孔子。

“有志者事竟成。要理解《周易》中所蕴涵的哲学思想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下苦功夫怎么行呢?我相信，经过你的刻苦努力，你也一定会达到大彻大悟的境界的。”孔子笑着勉励他的学生。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它的创始人是圣儒孔子，儒家学说以诗、书、礼、易、乐、春秋的思想为育人内容，以君子人格为理想范本，宣扬仁的思想，重民生，行教化，实行德治，旨在维护以等级制度和纲常秩序为核心的封建社会，是几千年来我国封建社会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

经典理论

正名学说

孔子认为，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恢复周礼的权威，重新肯定宗法等级制度的秩序，关键在于实行他主张的正名原则。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他，若要您治理国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又有个国君问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类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的，即所谓“君道”。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即使被人们称为君，他也不是君。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表明社会关系的名，带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孔子正名学说的含义。

仁义与忠恕

孔丘的哲学，以伦理的研究为其特点，“仁”是其道德哲学的核心。孔丘对“仁”有许多解释，最简单的是说“爱人”就是“仁”。孔丘曾经对曾参说：“吾道以一贯之。”曾参告诉其他同学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吾道”就是孔丘自己的整个思想体系，而贯穿这个思想体系的必然是它的核心。分别讲是“忠恕”，概括讲是“仁”。

孔丘自己曾给“恕”下了定义：从消极方面讲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积极方面讲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孔丘不轻许人以“仁”，认为他的学生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这个境界。孔丘说管仲“不知礼”，但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也就是说为管仲帮助齐桓公使天下有一个较长期的安定局面，这是大有益于大众的事，而这就是仁德!由此可见，谁能够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就可以许他为仁。

忠恕之道同时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要求履行个人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论语》有一章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有行为的“絮矩”，随时可以用它。实行仁的方法既然如此简单，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四德之中的“义”其实也包含在“仁”中。“义”就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道德命令，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定的必须为做而做的事，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利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也是不义的行为。在儒家思想中，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说君子做事总是从道义上考虑行不行，小人做事只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义利之辨”在儒家的道德学说中是极为重要的。

“仁”在英语里，被理解成“爱”或者“道德”，它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我们也可以用西方人耳熟能详的一句习语来解释它——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句话的确非常有道理，中国人也有类似为人处事的准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大师小传

孔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因遭家难迁居鲁国。他家境贫困，全靠读书自修，精通书写、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会计等本领。为了谋生，他曾做过鲁国权臣季氏家的委吏，管理账目，还做过公家的牲畜管理员，工作十分负责。

春秋末期，官家垄断学业的局面已被打破，私学渐兴，孔子从中受惠良多。30多岁时，他就开始聚众设教，创办私学，是最早创立私学的人之一。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所教弟子中间，有贵族也有贫贱之士。在讲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教育理论，重视德育的培养和性情的陶冶，鼓励学生闻道济世，传说他曾收徒3000人，其中突出的就有72人，著名的有子路、颜回、子夏、子贡等。

孔子在授众教学期间，又时常研读和整理上古的文化典籍，因此对夏商周的礼乐文化十分了解，形成自己关于礼乐的看法。通过对夏商周文化的研究，孔子确定了周礼的表率地位，并从中发掘出“仁”这一儒家核心。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根本，尊长有序，君臣父子关系应该有一定的标准，“仁”的思想反映到政治上就是以德为政，它主要包括反战，禁暴，重民，举贤。在人际关系中，孔子将“仁”看作礼的基础，“仁”表现出了强烈的道德意识，使礼论前进了一步，君子就是孔子为人们树立的理想人格的典范。在几十年的政治教学实践中，孔子及其弟子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学派，这就是儒家学派。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怀着积极的热情，在鲁国担任了中都宰之职，很快又被提升为司空、司寇。由于贵族统治者不可能采纳实施自己的主张，孔子便毅然辞官出走，开始了周游列国的历程。孔子率弟子先到卫国，后经由曹、宋、郑来到陈、楚，沿途宣传自己的政治见解，屡屡受挫。孔子63岁又到了卫国，晚年后回到自己的祖国鲁。孔子在十四年间，共游说72个执政者，但政治抱负始终没有得到施展。

尽管如此，孔子的蒙荫余泽却没有因此而逝去，他的弟子们景慕老师高山仰止的品行，大力宣扬孔子学说，并述其言行语录，编了《论语》一书，使孔子思想得以流传后世，而儒家学说也因此日渐昌盛，日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

中庸之道也是孔子儒学的重要内容，他认为任何事都有一个适当的标准，过犹不及，应不偏不倚。但中庸又不同于折衷，它是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是巧妙地把握两个极端的动态平衡。中庸思想还表现在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理论上，这种求同存异的思想既有包容的气度，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是孔子学说的精妙表现。

讽喻鲁哀公

孔子作为一个哲学家，有很好的口才。他周游各个诸侯国，游说各国的君主希望自己能得到重用，实现自己的理想。对自己的祖国鲁国，他更是寄予了厚望。

有一天，鲁哀公派内侍请孔子人宫。孔子以为鲁哀公一定有什么重要的国家大事要找他商量。他想：“这可是一次很好的机会。等到我面见国君时，一定要把我日夜思考的一些问题向他进言。”

孔子匆匆忙忙地赶到宫里，见了鲁哀公，行过了君臣大礼后，就连忙说：“国君召我前来，是不是有什么难断的国事呀?”

鲁哀公却不紧不慢地说：“我想新盖一座宫殿。有人说宫殿的位置太靠西了，建议我把宫殿的位置向东移动一下。可是也有大臣说，把宫殿的位置向东移动，对国君来说是不吉利的。因此，我也拿不定主意。你是我们鲁国最有学问的人，因此想听听你的意见。”

孔子一听，原来是这样的事，非常恼火。他心里想：你身为国君，应该以国家大事为重，怎么把心思都用在个人生活这些小事情上了呢?可是鲁哀公毕竟是鲁国的国君，碍于君臣之礼，孔子不好公然批评鲁哀公。于是他就用讽喻的方法对鲁哀公进行规劝。

“据我所知，对于君王来说，不吉利的事情有五个方面：第一是损人利己，这是对自身不吉利；第二是虐待老人，娇纵小孩，这对王室不吉利；第三是远贤臣而近小人，这对国家不吉利；第四是君王不教育王储，王储不学无术，这对习俗不吉利；第五是聪明的人隐居山林，而愚蠢的人却把持朝政，这对天下不吉利。可是除了这五件事情对于君王来说是不吉利的以外，我没有听说过盖宫殿时，把位置向东移动一下会给国君带来什么不吉利的呀?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还不知道这种不吉利的情况吧。”孔子装出非常谦虚的神态，恭恭敬敬地对鲁哀公说。

鲁哀公听了孔子的这番话，心里十分惭愧。只得又找了几件无关紧要的公事来询问孔子的看法，然后就送孔子出宫去了。

墨者首领——墨翟

哲学现象

鲁国人巫马子是孔子的弟子。有一天，他和墨子议论起孔子的“仁爱”和墨子“兼爱”之间的差别。

“你原来也是孔门弟子，应该接受夫子‘仁爱’的观念，可是为什么你要违反先师的教诲，提倡什么‘兼爱’呢?”巫马子问墨子。

“兼爱提倡要爱一切人，而仁爱只是要求人们爱自己亲近的人。”墨子解释说。

“我根本不同意你要爱一切人的兼爱说法。我是鲁国人，所以我爱鲁国。同样的，我爱鲁国人，当然要比爱邹国人、越国人多一些；而我对于自己家乡人的热爱，显然又要比爱其他的鲁国人更多一些；同样的道理，我爱我的父母，当然又要比爱我的家乡人更多一些。”巫马子以自己的感情经历为依据，反驳墨子兼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