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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中国哲人的思考（第6页）

韩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学派的长处，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韩非认为作为帝王统治之用，“法”“术”“势”三者都不可偏废，不过韩非仍以“法”为中心，“术”“势”则是用法的手段。他认为治国不需道德感化，因为教育和仁义都宽缓难行又失之主观。君主以法治民，并不需要具备高尚道德或以身作则。而所谓“术”，主要是韩非称为“二柄”的刑、赏，韩非认为人性就是好利恶害，所以重刑慎赏、公正无私，才能使“群臣畏威”“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而“势”则是通过法的权威使君王拥有威势。在法家思想中，不再有封建阶级的区别，以法之赏罚一视同仁。梁惠王曾经问孟轲，天下如何能够安定?孟轲的答案是统一，且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秦一统天下靠的并非仁政，而是以法家思想富国强兵之后攻灭六国，不过秦朝传到二世就灭亡了。世人都厌恶秦政和法家的苛刻，后来汉武帝曾宣布，研究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思想的人一律不准做官。法家虽然因为秦国的暴虐成为箭靶，但是其实许多后来的统治者都“阳儒阴法”，应用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

韩非子“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周朝原来具有较为稳固的封建制度，以周天子为核心的贵族阶级，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统治结构。但从西周末年开始，这个封建制度逐步解体，阶级之间发生变动，原来的诸侯国也开始相互侵略兼并。为了进行战争，各国不再满足于周公所制定的礼乐典章，他们需要的是能够富国强兵的现实手段。法家的思想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兴起，而韩非是集其大成并予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学者。在韩非之前，法家已经有三派：慎到讲“势”，申不害强调“术”，商鞅则重“法”。齐国管仲、楚同吴起等政治人物，往往也被看成是法家思想的先驱。不过法家思想的重心并不在于法律和审判方面，而是组织、领导、统辖、治国的理沦和方法。

韩非子（约前280—前233）战国末哲学家，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是韩国贵族的后裔。为人口吃，不善言谈，但是却很能著书。早年师从荀子，吸收了墨、道、儒各派的思想，继承了老子、荀子的唯物主义哲学传统，又是战国时期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在韩国时，他曾经多次上书言政，提出修明法度、求贤任能、赏罚分明等富国强兵的施政建议，但是因为韩国政治腐败而未能被采纳。他只得在家著书，把自己的理论观点系统化。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很得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的赞赏。入秦后，他的才能被同门的师兄弟、秦国的相国李斯所嫉，最后含冤囚禁，李斯乘机给他送去了毒药，逼他在监狱里自杀。韩非子自己感到已经无法为自己辩护，只得喝毒药自杀了。

他的哲学著作保存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共55篇，今本也有55篇。但其中有很多不可靠。如《初见秦》篇乃是张仪说秦王的话，所以劝秦王攻韩。韩非是韩国的王族，岂有如此不爱国的道理?况且第二篇是《存韩》。既劝秦王攻韩，又劝他存韩，是决无之事。

第六篇《有度》，说荆、齐、燕、魏四国之亡。韩非死时，六国都不曾亡。齐亡最后，那时韩非也就死了十二年了。可见《韩非子》决非原本，其中有很多是后人加进去的，可靠的篇目如下：《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辨》。

理学之大成者——朱熹

哲学现象

朱熹非常重视儒家学说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因此，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自己的孩子，朱熹都非常注重“交友”的问题。

有一天，朱熹把自己的长子叫到书房里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孩子，你已经不小了，为父今天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你交待一下。”

“什么事呀?父亲，您如果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好了。”他的儿子毕恭毕敬地说。

“儿呀，交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朋友是人们在社会上和人相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它对人修身立命的影响很大，所以交友应该要非常的慎重。”朱熹一字一句地说。

“那么同学是不是就是朋友呢?”他的儿子问。

“即使是同门的师兄弟，也有远近亲疏之别。对于同学中哪个人的品行比较好，哪个人的操守有问题，就应该向老师请教。因为老师对每个人的学习、生活、思想、品德等情况是比较了解的。为此，老师对同学的评价，你都应该虚心地听取。”由于朱熹本人就是一代宗师，所以他对老师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

“那么在实际的生活中，我应该交结什么样的朋友呢?”他的儿子问。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对人的看法也就有了七分的把握，再到老师那里请教，进一步地进行审查，那就可以说是万无一失了。关于这一点，你心里清楚不清楚呀?”朱熹问儿子。

“是，遵从父亲的教诲。”他的儿子仍然是毕恭毕敬地说。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你自己应该要志向远大。如果你自己没有什么志向，只是一个平庸的人，不能自我约束，也不能接受别人正确的东西，那么，你的那些益友，即使不想疏远你，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和你慢慢地疏远；而那些坏朋友，即使你不想接近他，他也会自然而然地接近你。”朱熹用毛笔在纸上分别写了“好”、“坏”这两个字，然后在“好”字上画了一个圈，在“坏”字上则打了一个叉。

“为此，你必须要对自己严格要求，纠正自己的那些错误，改掉自己的那些缺点。不要以为这些错误或缺点只是一些小错误或小缺点，而对自己放松了要求。”朱熹对学生的要求一向严格，对自己儿子的要求自然就更加严格了。

“所以交了坏朋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你自己走进了小人的圈子中去的。一旦你误人歧途，那么即使有再好的老师，也没有办法来帮助你了。你明白为父的这番苦心了吗?”

“是的。父亲的教诲，孩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他的儿子神情非常严肃地说。

“如果你看到别人有好的言行，就应该虚心地向他学习，而且应该要牢记在心；看到别人写出非常高明的好文章，你就应该赶快把它抄录下来，熟读理解，尽快地把它变为你自己的东西，直到你也达到了他那样的文章水平时为止。即使是你认为那些文章中有些什么问题，你也应该把它抄录下来，和作者进行探讨，这样才能互相促进和提高。你如果真正做到了这几点，那么你就可以获得更大的进步了。”朱熹说完，要求儿子把他今天所说的问题写一篇心得体会给他。

在朱熹的严格要求下，他儿子的学业进步很快。

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不过理学的诸多概念和问题意识在北宋时期就已形成，其中最为有名的五位儒者被称为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的看法多继承自二程，后世称“程朱之学”。

经典理论

“理”与“气”

朱熹哲学的核心就是“理”。他认为只要有一个事物，便有该事物之“理”，“理”是永恒且先于物而存在的。宇宙全体的“理”称为“太极”，而“太极”也内在于宇宙万物之中。但是这个“太极”是一而不是多，朱熹用“月印万川”但只有一月，来说明这个道理，万物所包含的“理”是相同的，因为万物的性质就来自于“理”。事物虽然依“理”而成，但“理”终究还是形而上且抽象的，如何能构成具体的事物呢?朱熹继承张载“气”的看法，认为事物的形体是由“气”所构成的。程颐和朱熹说“性即理”，“太极”在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之中，但因为人所禀受于“气”者各不相同，“理”的显现也就各不相同，从而使人有贤与不肖的差别。

朱熹认为“理”内在于人，而“理”之中包括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然而因为人的“气禀”使内在于人的“理”隐然不彰，让人为物欲所蔽，所以问题就在于如何重新认识到“理”，如何“存天理、去人欲”，朱熹认为要通过“格物致知”。《大学》中提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将其中的“格物致知”与理学结合，诠释为通过具体事物来获知内在于其中之“理”，并且常存“敬心”，因为“敬则私欲不生，必心湛然，不流放开去，自然万理毕显”。朱熹认为“致知”和“用敬”是自我修养的两项功夫，穷天下之“理”也就是穷人性之“理”，“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所提到的其余条目也就能依序完成。

心即理

朱熹认为宇宙的本原在于“理”，陆九渊则认为在于“心”。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王并不是反对“理”，而是认为“理”就在人心之中，不假外求。朱熹认为“心”是“理”与“气”的具体化，并不等于“理”，今天即使没有人存在、没有心存在，“理”也还是存在的，但陆王认为没有“心”就没有宇宙万物，更没有“理”。有一次，王守仁的朋友指着一棵开满花的树问他：“你说心外无物，但是这棵树在深山中花开花落，这跟我的心有什么关系?”王守仁答道：“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致良知

既然陆王认为“心即理”，所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回复没有被蒙蔽的本心。陆王认为在我们对事物做出本能的反应时，此心就会把自己显示出来。就像孟轲所举“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我们对事物的当下反应和道德直觉，会让我们自然而然地知道是非所在，王守仁将其称为“良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遵循良知，付诸实践，也就是所谓“致良知”。所以，陆九渊认为最重要的并非读圣贤书，而是在于“本心”，“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认为回归“本心”的方法只需要自省内心，并非像朱熹所说的需要“格物”才能“致知”。陆王不拘泥于书本经典，直接教人遵循良知，方法简便精要，虽然他们的“心学”并没有成为官方哲学，但是影响仍然深入民间。

大师小传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后来居住在福建建阳。生于福建尤溪城外的毓秀峰下，所以他的哲学体系人们也称之为“闽学”。父亲朱松，进士出身，曾当过大官。但为人刚直，不肯附和秦桧的议和政策，被贬到福建任尤溪县尉这样的小官。但他喜欢研究理学。朱熹14岁时，父亲去世，家道衰落。朱熹遵从父亲的遗训，学习二程理学。18岁中举人，19岁中进士。22岁任同安县主簿。5年后归隐。31岁时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从而继承了程颐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到49岁时重新出任。出任江西南康知军，历任浙东茶盐道、福建漳州知州、湖南潭州知州，后调入京城，任焕章阁待制、侍讲、修撰等官职。最后因为批评朝政，得罪了权臣韩庖胄，被以“伪学逆党案”的罪名迫害致死。后来随着他的哲学地位的不断上升，被迫封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后来又追为太师，追封为信国公，改封徽国公。他是自孔子以后，封建社会中最博学的哲学家之一，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哲学家。

道家集大成者——庄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