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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为官之策 官场楷模荣宠不衰（第2页）

不论是在改造自然还是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人们都会遇到无数的荆棘难关。政治家角逐政坛，军事家竞胜疆场，学者进德修业，乃至普通百姓居家过活，都不会一帆风顺，都会遇到一些险难忧烦之事。要克服和战胜这些艰难和忧烦，坚毅和忍耐是十分重要的品质。“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没有一分耐心，如何过得。

对于“耐”字的妙用，曾国藩则有深刻全面的体会。作为一位身在官场的读书人，曾国藩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大量不想做，不愿做，下屑做，但却不得不做之事，官场的繁琐应酬与扯皮因循常令他厌烦，曾国藩曾与这种官场习气做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事实证明，这种习气绝不是几个人所能改变的。几经挫折的曾国藩逐渐从中悟出了官场生存之道，那就是一个“耐”字。

任京官时，曾国藩尽管还未在实践上养成高深的“耐”字功夫，但十年的京官生活，却也使好学深思的他在理论上形成一番对“耐”的高见。

曾国藩将“耐”分为“耐冷”、“耐苦”、“耐劳”、“耐闲”四个方面，分得细致全面。曾国藩对“耐”字的深刻理解，是通过在长期的从政、治学生涯中获取的。曾国藩之所以极力强调耐在治军、从政、为官领域中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军事、政事都是极为繁琐细碎、直接具体的。好高骛远、志大才疏的人往往不耐烦，易轻率，爱放言高论，不惯细致躬行，尤其是事机棘手之际，往往更是沉不住气，因而往往坏事。

曾国藩正是从繁巨和艰难的军事、政治斗争中磨炼出其“耐”性及对“耐”字的深刻认识。

在与太平军的军事斗争中，曾国藩常常占不到便宜，尤其在初期，几乎屡战屡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中，曾国藩情急之下，皆欲投水自尽，都被部下所救。江西受困、祁门遭围时，曾国藩心胆俱碎，魂梦屡惊，以至写下遗嘱。但他都顽强地咬牙挺了过来，迎来了转机。曾国藩所以能够如此，正在于他那咬牙坚挺的“耐”性。

曾国藩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告诫正处于战事棘手之际的曾国荃，身处逆境时，不必怨天尤人，那不是好汉的做法，真正的好汉是牙齿被打落了也不吭一声，和血吞之，要咬牙忍耐，徐图自强，去迎接对自已有利的转机。

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奉命剿捻，针对捻军以骑兵为主，行动迅捷的特点和僧格林沁追剿败亡教训，曾国藩逐渐确立了“河防”的战略。次年六月十四日，曾国藩在徐州与刘铭传商定了“河防大计”。计划利用自然河道把捻军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分段防剿，进而消灭。具体内容是把他的部队与地方势力配合，分守黄河、运河、沙河与贾鲁河、淮河，把捻军困于黄、淮之间的狭窄地带，加以歼灭。运河防务，由他与漕运总督吴棠、山东巡抚阎敬铭分守。潘鼎新、刘秉章两军相配合。黄河的防务，则由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分守。西线的沙河、贾鲁河防务，曾国藩调集鲍超、刘松山、张诗日、刘秉章、杨鼎勋五军，配合河南巡抚李鹤年一同防守。沙河、准河一线则调刘铭传、张树珊与豫、皖地方军队配合防守。

六月中旬，张宗禹一部在河南西华、上蔡与湘军刘松山、张诗日两军相遇。双方激战7日，捻军损失约6000人，这是自曾国藩率军北上以来的第一次大仗。曾国藩十分高兴，打算利用“河防”之策调集人马，把捻军歼灭在贾鲁河以西、沙河以南地区。但由于湘淮各军分兵防守，战线太长，一时间很难集中，张宗禹、赖文光、任化邦、牛宏升四军已往河南许州、禹州一带会台。捻军看破了曾国藩的阴谋，于八月十六日夜间对河南抚标营发动攻击，很快突破防线，于开封城内越过壕防东去，进入山东。

一些人认为曾国藩放弃了“河防大计”，改用追击堵截战术了，也就认为“河防”之策宣告大败。于是朝野内外又开始对曾国藩不满，他的敌对势力则借故大肆攻击。御史阿凌阿等多人上疏弹劫曾国藩“剿捻”无方，要求撤去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收回钦差大臣之命，清政府也深怪曾国藩与捻军作战一年有余，未见实效、也连发上谕，严厉斥责。

面对皇帝严责，曾国藩只得以身体欠佳为由，上疏太后、皇上，请开缺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而自己并不准备离开战场，仍要以“散员”身份留在大营内，协助办理。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终于没能留在军营，仍以全盘失败的结果回任两江。

他的学生李鸿章接任后，一开始也对其“河防”政策不以为然，轻兵四出，结果部下郭松林、张树珊、刘铭传、彭毓橘等大将接连遭败，张、彭战死，对李鸿章产生了极大震动，使他认识到老师策略的正确。此后，李鸿章拒绝任何建议，顶住舆论压力，坚持“河防之策”，把捻军困在黄河、运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其马队无法施展特长。赖文光、任化邦的东捻军首先被歼。张宗禹领导的西捻军还军东救，也被阻于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为清军歼灭。

捻军的最终失败，仍败于曾国藩制定的“河防大计”。曾国藩知道自己的失败不在于剿捻的战略失误，而是另有原因。其中主要是清政府不愿把剿捻之功再授于这位已扑灭了太平天国的大功臣，以免功劳太高，将来难以驾驭。事后，曾国藩总结失败的教训时，也承认自己仍有“不耐烦”之处，其中主要是指没有处理好与河南地方大员的利益关系。在读书治学上，曾国藩也有一“耐字诀”，即要以字句为基础，不弄明白绝不罢休，切忌好高鹜远，以速取胜。

曾国藩认为，学问来自于一点一滴的积累，不可速求：“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愈欲速则锢蔽矣。”

曾国藩的“耐”字中有“困知勉行”，努力发奋的意思，只要能熬得住，打得通，便是好汉，便是成功。同治五年（1866）正月，他在给正在练字的儿子纪鸿的信中说：

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造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有人看书总是贪多求快，今天拿本书来乱翻几页，明天又翻开一本书，浏览几行，结果功夫花了不少，知识却学得鸡零狗碎、不成系统，这也是缺乏“耐”心的表现。

曾国藩的治学“耐字决”还可有一形象的比喻。他说：

“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这里的熬肉、慢火温都是耐字功夫。对于志向远大，心浮气躁，抱有极强的救世使命感的人来说，现实世界中充满了太多的黑暗和不如意。他想去改变，想去拯救，但书生的意气又使他在许多方面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志大才疏的他不仅难行救世之志，别人不买他的帐，他自己却气愤难平，结果言语行事更走极端。这当然更不能改变他与周围社会和各关系，使自己的救世之志更加难以实施。

3．遍地结网，共同发展

一个集团要发展壮大，就要允许部下发展壮大，作为最高统帅，就需要放权，让别人自主发展。但是，什么时候让手下去另谋发展，却是大有讲究的。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的做法是：局面小时，坚决维护手下队伍的团结统一，对另立门户者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这时自立门户，无异于分裂队伍，瓦解自己；但是当自己的发展具备了一定规模，是自立于世的时候，一定要让手下另谋发展。这不仅是所谓“利己利人”，“达己达人”之道，更是自己事业的扩大，因为另谋发展以后，总还是自己的属下，可以为自己节制；即使完全独立，也总还是可以互相有所照应。

任何一个团体在发展中都会遇到“自立门户”，从团体中剥离的事情，这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一般而言，当一个团体没有成气候时，如果不能正确确立内部分配机制，优秀的人才最易跳槽另立门户。如果属于一般人员“出走”，当然不会对事业乃至团体构成危害，但如果属于决策层、核心层，其隐患就不能掉以轻心。尊重、服从上级领导同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这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是不易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在专制制度下，情况更为棘手。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在局面做大时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关于鼓励人才，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这并不是说，曾国藩主张不分是非，倡导互相吹捧的庸俗气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但在方法上则必须着眼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他的这些主张同现代心理学有惊人的暗合之处。例如，马斯洛就认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自先秦荀子等人开始，就鼓励后人超越前辈。不过，真正见诸行动，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领导者，却历来是鲜见的特立独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乏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的论述，那也不过是吉光片羽。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以顺从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为美德。曾因藩却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这固然与他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相寻，不能不充分发挥部属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关，也显示了他罕见的胸怀。

对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体现了他的鼓励下属谋求发展的精神。李鸿章赴上海练淮军，曾国藩说：“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李鸿章再请，曾国藩不但欣然同意，还送上马扶一程，令李鸿章终生铭记。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1862年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他说：

“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无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倡”，以陶铸淮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曾国藩认为湘淮军同出一源，必能患难相助，不会同根相残。他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对于左宗棠，虽然左在多种场合曾对曾国藩有微言，两人也几年不通音讯，但曾国藩认为左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以两人的不睦而心存芥蒂，在议收新疆时，他第一个荐举左宗棠。同样说明他的胸襟，而左宗棠在收新疆中也表现出杰出的才能，也说明了曾国藩的知人之明。

由于曾国藩在属下自立门户的问题上政策开明，适时加以鼓励，湘军的力量发展很快，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而且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至少也以曾国藩为其共同的精神领袖。这使曾国藩的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到十年后，湘军集团中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相近者就有二十余人。这些军队与督抚协调行动，互相配合照应，更使曾国藩的声望如日中天。

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不仅因为他具有博大的胸怀，还在于他具有宏毅的个性。他说：“道光、咸丰时期，国内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平安无事，因而拘谨于文书法令，在那儿老老实实按步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贼寇举事造反，结果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卿的名义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去。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反贼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困难的影响，信心没有一点受挫，默默忍受着艰苦，从容指挥，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从前曾子谈到士子的任重道远，必然讲他的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国藩这样扶持乱世，成就的确重而且远，可以称得上是宏毅的人。这里的“宏毅”也是从不做看客，坚持到底的作为中表现出来的。

曾国藩虽然廉洁自守，把廉与勤看作居官治政、明哲保身的第一要义，可是既然涉身官场，他也就不能免俗，也不能不交结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事实上，他所结成的关系网，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他用其庞大的关系网来保证两点：

一、进可以大规模按自己的意志施政；二、退可以用来自保其身。这样的为官之道，颇有些战国时代合纵连横的味道。

人是社会中的人，一旦结成凝固的利益关系，就会痛痒相关，荣辱与共了。俗话说，没有永久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前后，是曾国藩“台面”的极盛之时。这期间湘军集团头目纷纷出任督抚。有的是曾国藩奏保的，如李鸿章、沈葆桢等；有的虽未经他直接保奏，但他造成一种形势，使清廷非委任湘军头目不可。两广总督劳祟光，与曾国藩一向不睦，在筹饷问题上又不合作，曾急欲去之而后快。当时广东最为富庶，“天下之大利”，除地丁、漕粮外，有海关、盐场、劝捐和厘金，“他省或据其一，或据二三，而广东省四者兼而有之。”为了达到去除劳崇光的目的，曾以军饷奇缺为由，上奏要求派大员至广东办厘金，并给以奏事及参办阻挠抽厘之官绅之权。这实际上是分割当地督抚之权力，自成体系。劳崇光自然不会就此罢休，而清廷也深知曾、劳矛盾，不能协作，为军饷计，不得不调走劳，而代以与曾国藩关系较好，又为同年的晏端书，后更为湘军集团人员继任，以期在广东为湘军筹集更多军饷。

有的湘军集团头目出任督抚，并不只曾国藩一个人保荐，有的甚至并未保荐。如李续宜、彭玉麟就同时得到官文、胡林翼的保荐，刘蓉则由胡林翼、骆秉章、文样保荐。左宗棠的保荐者更多，如浙抚王有龄不仅认为左“有胆有识”，可接任其位；而且还要求吴煦“务为代我图之”。甚至赌咒发誓：“倘有虚言，有如此日”。这不仅表明王个人是真心实意，也反映了在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革命打击下，满汉贵族只知依赖湘军集团的共同心理。在满汉统治者上述共同心理推动下，1864年以来（至攻下天京为止），清廷先后任命毛鸿宾为两广总督，刘长佑为直隶总督，左宗棠为闽浙总督，杨载福为陕甘总督，郭嵩焘为广东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唐训方为安徽巡抚，刘蓉为陕西巡抚，阎敬铭为山东巡抚，曾国荃为浙江巡抚（未到职），恽世临为湖南巡抚。再加上1860、1861年已任的胡林翼、骆秉章、曾国藩、罗遵殿、严树森、李续宜、沈葆桢、彭玉麟（末到职）、田兴恕、江忠义（贵州巡抚，末到职），四年多的时间共有21个湘军集团头目，先后出任督抚。如再加上与之关系密切的晏端书（两广总督）、黄赞汤（广东巡抚），那就多达23人。其中毛鸿宾、左宗棠、严树森两次，曾国藩、刘长佑、李续宜、田兴恕三次被委任，曾、田和李续宜（未到职）还被委任为钦差大臣。

这23个人中有13个湖南人。他们均为湘军将领或幕僚，这23个人，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四川、贵州及其以东各省，其次是珠江流域，广东完全由湘军所控制，广西巡抚虽为非湘军人员，但湘军为省内主力部队，且受制于两广总督，其布政使刘坤一又为湘军大将，因而事实上广西也为湘军集团所控制。相形之下，湘军集团在黄河流域则大为逊色，只控制陕西、河南、山东、直隶四省，且控制的深度和广度也远不及长江中下游各省。

与此同时，湘军集团的督抚，又利用掌握的地方政权，大肆搜括税收，筹集军饷，扩充部队，从而使湘军实力急剧增长。

位至督抚的湘军集团头目，也深知战争时期，身在战区，或靠近战区，军事上不能自立，不仅不能保位，甚至身家性命也危险，因而也热衷于招募新营，成立新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