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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为官之策 官场楷模荣宠不衰（第3页）

由于有曾国藩这一位“统帅”，湘军出身的地方封疆大吏能够互相照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们编结成一个特殊的关系网，痛痒相关，呼吸相从。以至整个晚清时期，地方督抚重要的职位都由湘、淮军将领出任。朝廷有大的兴革，动作前定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也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如果朝廷治罪一人，则很可能掀起大波澜，曾国藩的“局”做得太大，以至他自己也说：长江三千里江面，船只都得张挂他的旗帜，否则就不能放行。

除了多年旧部可以联盟互助以外，曾国藩还用联姻的方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

传统中国最讲究裙带关系，这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曾国藩虽然处于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时期，但他通过联姻来扩张、巩固自己的阵地，仍不失为有效的手段。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后来都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据郭嵩焘在《临终枕上诗》记述说：“乃见曾刘岁丙，笑谈都与圣贤邻”。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做官京城之后，还常常与刘蓉书信往返，反复讨论学术上的问题。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1852年，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竟然毁弃前疏，出面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传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刘蓉后来将自己的诗文辑录成册，取名为《养晦堂诗文集》，请曾国藩写篇序跋之类的文字。曾国藩欣然应允，其中明确指出：“吾友刘君孟蓉，湛然而严恭，守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曾国藩在这里对刘蓉的道德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两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入曾国藩幕府。曾与李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属于曾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儿女亲家，李的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使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由于有众多部下联手互助，又有如此之多的贤亲家相帮助，曾国藩如虎添翼，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几分力量。

4．革除陋习，始作俑者

这是在曾国藩在翰林院任职时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曾国藩收到一封宴席请帖。是翰林院侍读学士，自己的顶头上司赵楫，因老父来京看儿子，在老八王胡同的大菜馆订了几桌酒席，诚邀翰林院的所有官员明日午后务必赏光。曾国藩知道这名为接风实则为敛财的接风宴的底细，在清朝官员中是十分盛行的，有时一年同一个人要过几次生日。

一见这帖子，曾国藩的头一下子涨大许多。

做庶吉士的三年里，曾国藩参加了上百次的生日及官员升迁宴席，为随这样的份子，湘乡每年都要给他多寄上百两的银子去应酬。有时银子汇不及时，他就从几家会馆开办的钱庄里高息借银，待银子到后，再归还。如此周而复始几年下来，他不仅没有往家寄过钱（他虽然不领俸禄，但每逢节庆的恩赏也有—些），倒是由家里把成锭的银子掏给他。

他此时账上仅存铜板170枚。会馆是年前会账，一年之内不用考虑吃饭问题。衣着在一年之内大抵可糊弄过去，不需额外破费。但他在琉璃厂张三丰古玩店相中的一函宋版万历年间陈怀轩的存仁堂刻本《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不及时去取，不仅订银白交。一件爱物也要转易他手。何况，去随礼份子也没听说过谁拿铜板去应景。与其持铜板前往，不如不去，否则让下人赶出来更难看。再次向会馆的钱庄借贷吗？——尽管居京的小官小吏大多数是这么过来的，可曾国藩不愿。他此时虽拿七品官的傣禄，很低，全年才三十三两，但因家小均在湘乡，没有过大的开销，—个人是完全够用的。会馆是既包三餐又包杂役的，一年下来，凭他节省的功夫，总还能挤出几两捎回湘乡孝敬祖父母、父母，有时还能买上一二本的宋版书收藏。曾国藩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当算滋润。

但是，一遇随礼份子这样的事情，他马上便捉襟见肘。有心不去，有眼里不顾上宪颜面、同僚情分之嫌；见帖就去，又随不起礼份子。更有—点让曾国藩不解，上宪大员们的宴席帖子都来得特别蹊跷，像父亲进京看儿子这种事，也值得满天飞地发帖子吗?——人情人情，在人情愿。尽管赵楫是曾国藩的顶头上司，但因曾国藩长相不雅，赵楫对这个下属一直是心存反感的，背地里还给他起了个很难听的诨号：吊死鬼。是专指曾国藩的那双吊梢眉、那对三角眼而言的。

当日傍晚，曾国藩约了最好的几个朋友来会馆商谈赵楫这件事。他一个人不去，太显得突出；让人做了活靶子，可不是玩的!

最先到的是国子监正八品学正刘传莹，随后跟进的依次为：翰林院从八品典簿胡林翼，翰林院从六品修撰陈公源，翰林院正七品编修梅曾亮，还有两位因吃花酒而不能到场。来的五位除刘传莹是一榜特科出身外，其他的人都是清腹经纶的翰林公。曾国藩是主，自然先讲话：“各位年兄年弟，不知可曾得到赵大人的帖子？”

刘传莹道：“国子监的人都收到了帖子，翰林院的还能落过!”

胡林冀接口：“赵大人的父亲到京，做下属的，就算他不发帖子，照理也是该到场的。赵大人非比其他大臣，古话讲不怕官就怕管，我等今年的考评均系他的手笔啊！”

曾国藩沉吟了一下：“赵大人这次摆席，我不想去!赵楫眼里只有满人，全不把咱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这样的人，还是有些距离的好。”

胡林翼道：“涤生啊，我等同在一个办事房里办事，你不去，别人咋想，去看赵楫的令尊，为的可是咱自己的前程啊!”

刘传莹这时接过话茬：“我是原本就不打算去的。我一个特科出身的人，本就没有多大的前程，不巴结他怎的！——涤生说得有道理，跟这种专以巴结满人为能事的人，还是有些距离的好!”

陈公源这时却道：“要我说呀，咱们看看情况再说吧，大不了，送他几十两银子又能咋的!富不了他，也穷不了咱!”

后来大家都去了，原本说不去了的人也改了主意，只有曾国藩坚持不去。他非常生气，不明白同为汉人，又同在一房办事，大伙为什么要合伙愚弄他。

此后，顶头上司赵楫常借故刁难他，曾国藩干脆拒绝了所有人的宴请帖，他曾在住所门外帖上一份告示：曾国藩出身贫寒，长相不雅，箱内无银，虽任检讨一职，却是七品小官，俸禄有限，除衣食住行，已无赢余，即日始，凡京官上宪、同僚坐席陪酒应酬之事，概不参加，请帖亦不收存。见谅。

不久，曾国藩因“办事糊涂，办差敷衍”，遭到御史参劾，被道光帝革去翰林院检讨实缺，成了翰林院候补检讨。每日虽也照常去翰林院点卯，却没了实际差事，没了俸禄，境况竟不如庶吉士。依礼向赵楫等上宪请安、道乏时，这些人不仅把脸扬起老高，嘴里还总时不时地冒出一二句嘲讽、讥笑的话来，曾国藩几次被弄得尴尬万分。以往的同僚、同乡，有几个与他关系很是不错的，此时也不知是怕丢了自家头上的乌纱帽，还是怕上宪怪罪，影响自己的前程，竟然也开始躲他。他有时想凑过去说句话，这些人不是推托公事忙，就是找个理由走开，分明是不想理睬他。

后来，曾国藩在皇太后60寿辰上应对得体，加上穆彰阿、唐鉴等人的保荐，曾国藩被授以詹事府行走。梅曾亮、胡林翼等翰林们来贺喜。曾国藩守着受礼但不受礼金不参加他人宴席的信条，让这些翰林公们每人写了一副对联，这样一来，既不扫大家的兴，又避免了受礼一说。场面不尴尬，宾主又都相宜，皆大欢喜。

为了不失信于自已，又能正常和上宪、同僚、同乡交往，曾国藩可谓煞费苦心。他为官之后因为清贫，经常走着去官衙，也在官员中提倡革除陋习，如借祝寿敛财之类的做法。有一次曾国藩升官之后，胡林翼等人来贺喜，看到曾国藩清寒之态，很不忍心。胡林翼说：“涤生啊，我们哥几个商量了一下，墨迹我们固然要留下，但贺礼也是要送的。你现在已是五品官员了，五品顶戴走着来，这不怪人家奇怪，七品县令还有轿呢！我们给你凑顶轿子钱吧，也算给我们长脸，也省得一些人乱说翰林不顾国体。”

曾国藩苦笑一声道：“大翰林哪，咱大清五品官一年的俸禄才八十两银子，支米八十斛，加上恩俸，也不过一百几十两的样子。这么点钱，除了穿衣吃饭买几部书看，我用什么养轿夫啊！湘乡一共才百十亩地，又一半是山坡，几大房合起来几十口人要吃饭，真有银子不济那一天，我这宅子都有可能赁不起啊！穷京官穷京官，各位不也是在靠家里的那点积财过活不是？”

这话触到了邵懿辰的痛处，他愤愤地说：“这几年各省不太平，我看一半儿是由民族差别引起的，旗人生下来就有俸禄，咱汉人……”

胡林翼道：“咱们不是在八大院为涤生订了桌酒贺喜吗？”

曾国藩知道这回不能再推辞了，何况八大院也不是京城的名楼大饭庄，没有美酒佳肴，吃一顿也用不了几两银子，于是道一声稍侯，进卧房换了一件便服，同着众人走了出去。

不久，参加各种宴会题写对联、警语，在京城达官贵人中蔓延开来，渐成时尚。有人说始作俑者是曾国藩，又有人说不是，曾国藩仅是一名穷翰林小京官而已，影响力没有这么大。不管是与不是，道光帝倒真有点喜欢上曾国藩了。

5．关系微妙，不露痕迹

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任何时候，都有善于钻营、巴结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这种人不把心思用到济国济民建功立业上，而是挖空心思谋求个人私利，打击压制忠良贤士以求抬高保全自己。

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惟恐不周。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恳”，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相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都形迹显然，所以他的态度对当时朝廷决策有一定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讠斤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在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讠斤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量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构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运、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均有密切关系。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奉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王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的儿子，并加资助。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郭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